最近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调研时发现,随着这些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制造业溢出现象日益突出,为了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不少省份已摸索和建立起一整套引导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但与省内转移推动力度大、合理有序相比,跨省、跨区域产业转移明显滞后,并存在分散盲目、布局混乱等系列问题。一些基层干部和企业呼吁,国家应尽快加大对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统筹规划,建立切实可行的引导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广东省自2004年开始探索珠三角与山区及粤东、粤西两翼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做法,2008年5月又出台《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被称为“双转移”政策),相应制定8个配套文件和1个总体规划,从而大大加快了珠三角产业向外转移的步伐。到目前,由广东省政府认定的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已有32个,每个欠发达地级市至少有一个。
江苏省2005年也出台了《加快苏北振兴的意见》,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制定涉及财政、电费、用地等方面的系列支持政策,设立扶持资金。到目前,江苏省已批准设立南北共建园区15个,15家共建园区开发建设公司投入资金12.4亿元,其中苏南投入9.5亿元,引进项目237个,总投资224亿元。
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沿海一些地区产业转移收到明显成效:一是对推动珠三角、苏南等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优化省内产业布局产生了积极效果。
二是伴随附加值低、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空间。
三是产业承接地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区域差距缩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江苏省经济仍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北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在采访中不少企业反映,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企业区域内转移的政策,但跨区域转移仍然存在很大盲目性,渠道不畅,阻碍市场资源正常流动。
一是产业链配套的需要与企业“单兵作战”的矛盾难以解决。单个企业的外迁必死无疑,而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地方,吸引项目处于饥渴期,拉到什么算什么,园区内产业规划难以实施,企业关联度低,没有形成产业链,企业谁也不敢盲目迁过去。
二是用工矛盾突出。产业转移必须辅之以相配套的劳动力培训,广东、江苏等省份都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培训计划,针对不同产业转移园的主导产业有计划地进行培训,为推进产业转移提供技能人才支撑。但在中西部地区,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不适应企业需要的现象很突出。
三是跨区域招商仍是“大呼隆”式的,各自为战,政策引导不明确不到位。一些企业反映,现在中西部地区前来招商,都是各说各话,许多承诺是兑现不了的,让企业难以信服。
沿海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和企业认为,经过20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后,沿海不少地方迫切需要将附加值较低、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以腾出更大空间承接国内外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当前,国家亟待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产业转移政策,鼓励地区间合作,东南沿海一些省份已做的探索值得借鉴。
首先,政府要搭台。广东和江苏的经验显示,政府的引导推动对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至关重要,一些企业认为,国家也应借鉴广东、江苏的做法,在全国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制度,可通过先行设立示范区的方式进行探索,建立财政扶持制度,帮助产业承接地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合理规划布局,加强政策引导。为防止“饥不择食”“有转必接”的问题,应加强产业和转移园区的规划引导,与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产业规划相结合,促进产业关联转移,推动产业链的链式引进,而不是各自为战,盲目抢资源,抢项目,形成新的产业同构问题。
第三,调动转出地积极性。目前广东、江苏省内的跨区域产业合作,一方面是采取行政手段,落实责任考核,建立部门分工责任制和工作协调制度,以此推动产业转移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则通过鼓励地区间合作,调动转出地积极性。如顺德与廉江共建的产业转移园,双方协商决定,产业园内属顺德区招商引资的企业,其产生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入廉江市库部分,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一些企业认为,目前企业向内地转移的一大障碍就是转出地政府积极性不高,如果进行一些制度设计,如在财税分配上给予转出地政府一定利益,将对产业跨区域转移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