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石绿”不能一禁了之

7月7日，农业部发出了《关于组织查处孔雀石绿等禁用兽药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兽医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7月15日，本报报道了部分省市查禁“孔雀石绿”的情况。

主管部门紧急部署查禁“孔雀石绿”的行动，是因为担心某些地区有经“孔雀石绿”处理的食用鱼流向了市场。对这种事关人民身体健康的大事，宁可信其有，而未信其无，这是一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虽然不必谈鱼色变，但我们也应由此反思：在禁令发出之前，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应该改进的地方？在“事后查处”与“事前防范”这两个环节上，是否还有重前者、轻后者的倾向？

以“孔雀石绿”为例。早在2002年，农业部就将其列入《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中。但在尚未听到“警报”的平时，我们是否将写在纸上的“禁令”化为实际行动？比如，查禁“孔雀石绿”，我们有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可操作的日常工作制度作保证？有没有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手段？对产地、市场和流通环节等，是否实施了经常性的例行检测？据调查，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某些大城市连检测“孔雀石绿”的相关实验室都不具备，禁而不止也就不奇怪了。

在调查采访中，人们还发现，正宗的“孔雀石绿”，各地的化工商店都有销售，而且，买卖没有任何的限制。当然，“孔雀石绿”还是一种染料，但既然它在渔业行业是一种“禁”品，是不是应该对销售“孔雀石绿”实行专营？买卖的数量及去向等，应该实行备案制。不然，谁敢保证，这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呢？

水产行政管理部门抱怨说，问题最终将体现在淡水鱼身上，对此，他们当然难辞其咎，但“上游”鱼药的生产经营和“下游”的市场管理等等，却不是“水产办”之类的管理部门所能管得了的。管理体制的不顺，也使事前防范的有效性打了折扣。

再比如，“堵”与“疏”的关系，我们是否也是重前者、轻后者？

渔民和鱼贩违禁使用“孔雀石绿”，当然应该严管和打击。但对渔民和鱼贩使用“孔雀石绿”的报告，我们有没有研究过，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顾后果地铤而走险？除了法制观念淡漠外，是不是也表明了市场对类似“孔雀石绿”功效的产品有着强烈的需求？我们一直强调要重视“三农”的问题，这种重视，是不是也应该体现为替农民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生产难题？

专家介绍，“孔雀石绿”对防治鱼的水霉病有特效，而且操作方便，价格低廉。现在，国家禁止在渔业生产经营环节使用“孔雀石绿”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组织专家研制“孔雀石绿”的替代产品呢？有人说，现在的鱼药有上千种。言下之意，替代品是有的。但是，究竟能不能替代，应该是渔民和市场说了算。“孔雀石绿”不能一禁了之，尽快组织研制和筛选真正能够让市场和渔民接受的替代产品，才是最终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