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出仿制困局

　　“种大米，还是做纳米？”中国企业是做成熟技术、成熟品牌的仿制者，还是依托本土市场的力量，寻找自主发展的方向？这一关乎中国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命题，近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北京市的秀水、雅秀、佳艺市场以及朝阳区雅宝路、丰台区大红门、西城区动物园、海淀区中关村等地区的１０６个大型综合性小商品市场、服装批发市场和电子市场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北京市工商局组织全市执法力量开始了一场打击销售假冒商品的战役。

　　有趣的是，各家市场都在显著位置张贴了禁止销售２５种国际知名品牌的公告。但在公告之下，让人备感刺眼的是，执法人员查获的恰恰多是这２５种国际知名品牌的假冒产品。此次行动共查获涉嫌假冒ＢＯＳＳ、万宝龙、ＧＵＣＣＩ、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服装、鞋帽、箱包、手表、皮带等商品共计２４３件，查处其他假冒商品１４９０件。

　　“假名牌”蔓延全国

　　类似的一幕同样在上海上演。上海市政府规定４０种高知名度商标的假冒商品不得在市场上现身，但记者来到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随处可见手持品牌商品目录的“黄牛”，在“黄牛”的带领下，很快就能到达离襄阳路不远处的“仓库”。在一扇不起眼的门后，摆满了假冒的“普拉达”等知名品牌的数百款皮包、手袋。

　　而更令人咋舌的事情发生在海南。在海口市工商部门查处市场假冒名牌鞋时，竟发现冒牌阿迪达斯运动鞋进货价仅为 １２元一双，而冒牌的耐克运动鞋进货价也只有１３元一双。而通常正宗的耐克系列运动鞋，价格要在３６０元至１６００元不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假冒洋名牌的制造者和销售者铤而走险？为何消费者明明知道自己所购买的是假名牌，依然趋之若鹜？在中国逐渐向“世界工厂”挺进时，何时才能告别伴随太久的“仿制”之路呢？

　　“要发财就要假名牌”

　　浙江温州一家专门制造假冒洗发水窝点的墙壁上，写着这样一条标语：“无假不成社会，要发财就要假名牌”。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宣言”，虽气焰嚣张，却揭示了造假者为何造假的直接动因。

　　一位名牌商品的代理商告诉《新世纪周刊》记者，在一些出售冒牌耐克运动鞋的店里，其销售价格一般标注在几百元左右，最低的也在１００元以上，和１０多元的进货价相比，其中存在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利。

　　以上海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附近“仓库”出售的皮包为例，销售者第一次开价为７８０元，第二次“打折”报出了底价４８０元，几经“砍价”，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会在３５０元左右、甚至更高的价位成交。
据此，即使按１５０元为成本价，３５０元为销售价的假设计算，商家的利润也可达１３０％以上。若一个“仓库” 平均每天能完成１５笔类似生意，光销售皮包这一项，就可获利３０００元。

　　消费者接受“假名牌”

　　轻轻松松就能赚取暴利，无疑是假名牌销售者铤而走险的主要原因。然而奇怪的是，原本应该受到严厉查处的假名牌制造商和经销商，为何却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呢？

　　一位曾在上海购买假冒“ＬＶ”女式拎包的苏小姐道出了其中的道理：“以真品价格的２～３折就能买到样子、质量相差无几的皮包，我当然愿意。”

　　有关研究品牌营销策略的专家据此向记者指出，造假者和销假者迎合的就是苏小姐这类消费者的心理。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们享受“名牌”所带来的快感，给造假者和销假者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

　　这位专家坦言，单就“名牌”来看，表现在功能上几乎都是多余的，因为“名牌”并不能比普通品牌提供额外的内容。所以，“名牌”才可有真伪之分。

　　一方面，伪“名牌”以“名牌”的身份进人市场，可以产生超出“名牌”的利润；另外，花伪“名牌”的价钱同样可以享受到“名牌”带来的快感。这两种现象使得大规模销售和购买伪“名牌”的行为，成为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

　　仿制毒害国内产业

　　造假者、销假者、消费者各得其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有广泛市场基础的假冒名牌产品能一直存活下去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一位官员否认了这种推论。这位官员强调，许多经营者认为仿制“名牌”是赚钱的一条捷径，一旦尝到甜头就难以收手；另外，国内一些企业急功近利，对打造自己的品牌缺乏信心，同时缺乏资金实力，就会采取 “借棵大树来乘凉”的做法。而这种心理，对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没有任何好处。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名代理在境外注册、境内生产销售的“假洋牌”老板就曾告诉记者，其实他的企业在境外注册后，也引进了一些新型设备，产品和国内一些知名品牌相比，质量、款式毫不逊色。

　　当记者问到，既然这样，为何不打造自己的品牌时，这名老板无奈地说：“打造自己的名牌，决非一朝一夕，而‘傍 ’一个世界名牌则可省掉很多力气，且其中的获利空间也与自己打造国内品牌无法同日而语。”

　　这位老板的话印证了国家工商总局官员的忧虑。在这位官员看来，中国加入ＷＴＯ已经３年，在经历了前两年的磨合期后，中国与国际接轨中的深层次问题已经渐趋显现，其中，尤以制造业处境最为艰难。由于国内企业大量的“仿制”国外产品，已经使得知识产权纠纷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焦点问题。

　　他举例说，跨国制药巨头辉瑞和１０多家国内药企的“伟哥之争”，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制药业多年的知识产权问题显露的标志性事件。而遭遇同样困扰的还有中国的汽车业。河北双环涉嫌抄袭本田ＣＲ－Ｖ的过节终于闹上了法庭。

　　此外，由于安徽芜湖奇瑞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奇瑞ＱＱ车与以大宇微车Ｍａｔｉｚ为基础的雪佛兰Ｓｐａｒｋ车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通用大宇汽车和技术公司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正式向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安徽芜湖奇瑞违反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这位工商总局的官员强调，现实表明，仿制不仅对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存在危机，且仿制行为也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对名牌产品的消费信心。清理市场、规范行业秩序已成为有关部门的工作重心。

　　“世界工厂”的仿制困局

　　在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种困惑：正在逐渐向“世界工厂”迈进的中国，为何还会存在大量的仿制产品？为何中国不能领导世界制造业潮流的创新产品？

　　事实上，多数专家认为，“世界工厂”不单是世界主要的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还要有领导世界制造业潮流的创新产品。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还远远不是“世界工厂”。

　　从日本和英国的案例来看，成为世界工厂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且一个国家必须占有世界工业品制造的重要份额、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基地和对外出口基地，才能被称为世界工厂。此外，该国还要在制造业领域拥有相当多的领导世界制造业潮流的创新产品。

　　根据上述标准，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有关专家分析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制造业模仿能力强，创新能力差。造成产品档次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工业研究开发能力差。近２０年来，真正由中国企业原创，就是中国人创新发明出来，又推广到全世界，被广泛生产和使用的产品，几乎一件也没有。

　　在他们看来，仿制、抄袭等是制造业发展受制约的主要因素，并妨碍着国内产品的升级换代。因此，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公开、透明以及利于竞争的新秩序。

　　中国企业面临抉择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上述背景下，“种大米，还是做纳米？”中国企业是做成熟技术、成熟品牌的仿制者，还是依托本土市场的力量，寻找自主发展的方向？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决定了中国企业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

　　在ＵＴ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看来，跟人家一模一样做，企业根本就没有很多利润，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坚持走创新的路。只有中国企业重视了创新的技术开发，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

　　然而，创新对于国内多数企业而言，也有说不出的“痛”。原创维数码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认为，国家科研体制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制造业研发经费严重不足。他解释说，中国在技术研发上长期重研究院而轻产业，国家的各种科研拨款，进入制造业的微乎其微，而得到国家科研经费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却与产业脱钩。

　　“科研投入变成论文，但变不了税收”。一方面，国家研究机构做出了样品却不能批量生产，不能转化成社会财富和税收；另一方面，企业各种税负沉重，灯油耗尽，技术更新缺乏资金，再创新的能力十分微弱。

　　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至１０日，因价廉物美、假名牌品种丰富而蜚声海内外的北京秀水市场将正式被关闭。当充斥假名牌的市场逐渐远离消费者后，当企业研究经费逐渐宽裕后，人们是否能就此阳光地向“仿制”行为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