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局GMP认证后遗症：中国药企负债达4000亿元 (2)

　　债主上门

　　新厂区，新厂房，新设备，同时，也给北京广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困难。

　　一位前北京广大的高层人士透露：“短时间内GMP固定资产投资过大，为日后广大制药陷入困境埋下了祸根。”

　　据这位高层介绍，2003年以前，北京广大运转得很好。主打产品都是在医院里销售的处方药，如朝阳丸，朝阳丹，益肾丸等独家品种，根本不发愁销量。其次，这个厂有一支很精干的销售队伍，国内市场覆盖到29个省市、自治区。

　　“请梁天等明星打广告、做活动，借知名度促进营销，搞得热热闹闹的。这些在当时很超前的市场化运作手段使销售量不断上升，朝阳丸、朝阳丹经常脱销。”上述高层说。

　　但从2003年开始，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原来合作的银行开始停止对广大制药贷款，并上门催逼债务，这让广大制药始料不及。

　　“当时我们广大制药每个月的利息都是几百万元”。该高层说，背着巨额“利滚利”的药厂，陷入了还贷重压的“资金陷阱”中。

　　屋漏偏逢连阴雨，北京广大的另一个主要债权人此时也加紧了催债。

　　“北京广大2003年完工后，只给了我们960万元，再要款时就总说没钱了。”昌平一建建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广大的全部建设工程总费用在1亿元以上。包给我们的工程总标的是5900万元，还有600多万元的质量保证金也没给退。都是我们给他们先垫着的。”该负责人说，尽管两家企业都在昌平，“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多少次上门催债，就是要不回来钱。

　　然而，让广大制药厂更加始料不及的是，全国各地的药品销售回款竟然还没到药厂的账上就“不翼而飞”了。

　　“各地的回款都是通过银行汇回来的，于是银行就把眼睛盯在我们的回款上，一见到账上有钱汇回来就立即划走抵债，我们根本见不到一分钱。”上述高层透露，当时的账上流动资金捉襟见肘。

　　到2004年初，北京广大连购进原料的资金都难以拿出，不得不逐渐减少自己独家品种的生产量，直至长时期的停产，偶尔靠着给其他厂家做来料加工挣钱维持。

　　渐入不归路

　　随着时间推移，资金紧张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紧接着受到重创的是北京广大科研开发部门。

　　“2003年初，原本计划投入2000万元进行中药的新药研发项目，但到2003年下半年，项目经费就停拨了。新药开发项目也就此胎死腹中。”上述高层人士说。

　　最后，药厂连销售部门的费用也保障不了。

　　“要知道，对销售人员的激励不兑现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很致命的。另外，在中国的国情下，做药品销售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作为‘商业润滑剂’，但这些钱也拿不出来，很难让大家开展工作。这支队伍开始军心不稳。”上述高层人士说。

　　从2004年5月开始，北京广大的销售人员开始外流，几个月的时间内，从主管销售的副总裁、销售总监到基层销售骨干都相继离开北京广大。

　　2004年到2006年间，多家债权人在发现广大制药根本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相继把广大制药“拽入”诉讼的旋涡。

　　一个曾经是昌平园区内“标杆式”的GMP制药厂，步入了困境。

　　面对自己打造多年的制药厂步入如今的境地，该厂厂长、法定代表人沈庆利不愿谈及被拍卖的事，“我正在找第三方投资者，和昌平园区管委会探讨一个能保留住药厂，让我们作为委托加工基地的解决方案。”沈庆利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对中药企业搞什么GMP啊！用化学药的生产标准套中药生产，根本是胡来！”

　　沈庆利挂断了电话。

　　纵深

　　2000多家GMP药企“同病相怜”

　　当2007年1月位于北京郊区的北京广大制药厂(以下简称北京广大)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时，坐落在湖南浏阳的湖南美罗银河生化制药公司在经历了“以厂抵债”的法院判决后，已经静静地等待了两年，仍未见到新主人的出现。

　　据有关人士说，在全国，与上述两家药厂命运相似的，还有至少2000家以上的药厂。

　　很多来自企业的人士们认为，导致上述结局的一个主要原因始于1998年国家药监局对GMP认证制度的强制推行。

　　北京广大的湖南“翻版”

　　“湖南美罗银河生化制药公司从2001年通过GMP认证到现在，没生产过一个产品。”日前，在位于湖南浏阳的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一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在这个湖南省唯一的医药专业开发区和国家火炬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占地200亩的美罗银河生化制药公司，如今大门紧锁。

　　透过大门栅栏，记者注意到，两栋壮观的白色药厂大楼都被贴上了封条。从两栋大楼之间的开阔地向更远处望去，几乎全是“一望无际”的杂草。荒芜的厂区上空偶尔有鸟儿在盘桓。

　　村民们还记得，2001年4月，湖南全省第一张整体规模的GMP认证证书就落在了这家药厂。然而如今，该厂圈占的200亩土地已经荒废。

　　在生物产业园区的招商项目书上，记者看到，这座药厂已被列入“整体收购”的名单中。“200亩土地、5000平方米厂房及行政楼以及现成的抗癌冻干粉针进口生产线”被整体打包出售，条件是承担长沙市商业银行债务4000万元，以及投资开发闲置土地所需的3000万元。

　　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该厂1999年规划建设GMP制药基地时，向园区购买地皮、平整山地、投资建设GMP厂房、安装生产线设备等等全靠借贷维持。截至2002年12月20日，美罗银河已经欠华夏银行已到期贷款3500万元、未到期贷款3650万元以及利息407万元。

　　“全部工程完工后，美罗银河已经无力偿还贷款和利息，更不用说组织后续生产了。”该人士说。

　　华夏银行2002年为追索欠款，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判决美罗银河公司把全部厂房、设备、地皮等都赔付给银行。

　　这一诉讼持续了两年，由于生化技术发展迅速，加之GMP车间长期没有维护、损耗较大，如今这家药厂已经很难再找到接手的厂家了。

　　“在园区里，像美罗银河这样的，认证了GMP之后就停工的药厂有很多。”当地村民说，园区里至少有一半的药厂常年荒废着或一年中仅有很短时间开工。

　　对此，该园区经贸局的一位人士表示，制药企业的生产情况不是由园区来管的，园区只提供地皮和软件服务。对于制药企业是否因GMP投入负担过重而停工、闲置，这位人士不愿做出评论。

　　药企“赋闲现象”严重

　　记者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探访了多家“停工”的药厂后发现，这些企业的占地面积最小的也在20亩以上，投资额一般都不低于2000万元。有的药厂还曾计划投资两亿元、实际投资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目前，这些企业都是车间门紧锁，看不到开工生产的迹象，只有看门人在留守。

　　从园区的招商项目册中，记者发现，一些半停产的药企正等待委托加工的订单。

　　浏阳市政协副主席王义高告诉记者，当年国家药监局推行GMP认证制度时，因为要求集中排放污染物，很多药企不得不搬离原址，在异地购买土地、新建厂房、新添设备等。这些“地皮工程”、“搬迁工程”、“生产线工程”等所增加的开支都是数以千万元计算的，企业资金负担十分沉重。

　　早在2004年，一位前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官员就曾经承认，中国每家药厂通过GMP的认证成本平均超过1000万元(包括为通过认证而进行的技术改造投入)。

　　然而，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吴清功透露，根据该协会2005年的统计，中国制药企业用于GMP改造的资金平均为8600万元，52%的企业靠从银行贷款获得GMP改造资金，41%的企业完全靠外部资金进行GMP改造。

　　该协会调查显示，在通过GMP认证后，企业产能普遍提高75%，但总体设备利用率则为55.3%。

　　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实施GMP改造的6年间，制药企业在全国银行借贷总额约2000亿至4000亿元。

　　“中国制药企业贷款进行GMP改造认证后，因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流动资金普遍短缺，部分生产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湖南省经委医药食品处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从GMP制度实行至今，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制药业的发展。

　　“现在，药企的流动资金短缺，产能利用率偏低，开工率不足，使得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成本摊销压力增大，导致恶性循环。”上述官员说。

　　“2003年，我曾经直接上书给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希望改变一刀切式的GMP认证方式，但是一直没有回音。”王义高说。

　　“应该肯定，通过GMP制度来提高中国制药业整体工业水平，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王义高同时认为，：“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推行GMP改造，脱离中国药业实际发展水平的GMP规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权利寻租等，都是让GMP政策给中国制药业带来灾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