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视角推理中美贸易摩擦

　　以纺织品为代表的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从1980年7月美国对中国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起，截至2004年年底，美国已累计对华发起110起反倾销调查，19起保障措施，占整个中国涉案数目的20%，名列榜首。

　　成为迄今对华发生贸易摩擦案件最多的国家。由于中美双方在全球中的特殊地位，诱发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也错综复杂，分析其产生的根源需要全方位的视角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在《世纪之争》一书中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把21世纪看作是巨头之间竞争的世纪，参赛的巨头都在相同的项目上竞争。好的局面是胜负分明，坏的情况可能是两败俱伤，不再会是大家同乐。贸易摩擦正是如此。”

　　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三大贸易国，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两者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利益牵扯不断。一方面，中国应适当调整需求结构中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用过于担忧。

　　全球视角

　　全球正处于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WTO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使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保护手段的作用大大削弱，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摩擦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没有硝烟的战争”。

　　根据2005年5月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从1995年至2004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2646起，仅2004年下半年，就有17个WTO成员对32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发达成员占26起。在过去十年，印度（400起）、美国（354起）、欧盟（303起）是WTO中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三个成员。反倾销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发达国家最常用的贸易保护工具。

　　统计还显示，截至2005年6月，WTO共受理各类贸易争端332起，远远超过GATT运作48年所受理的238起。其中既有涉及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如日美“汽车战”、欧美“香蕉战”以及美国实施部分钢铁产品保障措施引发的全球钢铁贸易战，也有涉及古巴、巴拿马、新西兰等诸多发展中小国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范围已经打破了仅局限于发达国家间的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摩擦迅速上升。在WTO所受理的332起贸易争端中，发展中成员作为申诉方的有182起，约占54.6％，作为应诉方的有142起，约占42.5％。而在GATT受理的238起贸易争端中，发展中成员作为申诉方和应诉方总共才占25.6％。

　　世界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弱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相关。世界经济走向衰退，则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较高。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事件以来，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00年以来，占世界经济70%的美、日、欧经济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退或增长迟缓，这是1975年以来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降温，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后，进入21世纪不仅不见起色，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此外，欧盟经济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按欧委会的统计，2001年欧盟的经济增速仅为1.7%，是欧盟自90年代初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此情形下，国际贸易继2000年空前增长13%后，2001年~2003年平均只增长2%，明显处于低谷期，全球贸易摩擦也因此频繁发生。

　　国际贸易摩擦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但事实上，各种国内规制严重影响了国家间经济贸易的开展和竞争中的优劣势平衡。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时，首要目标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由于各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消费偏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完全一体化，当一国的经济体以自己的标准与他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其他经济联系时，产生摩擦就不可避免。

　　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是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产业分工并非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的。由于交易背后经济利益的驱使，发达国家往往不会轻而易举地退出一些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领域，如美国对其钢铁产业几十年来的一贯保护而造成其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或后发国家出于技术赶超或独立自主的需要，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增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

　　美方视角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从传统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丧失成本优势，高科技经济又不能迅速开辟市场，这必然增大贸易逆差。

　　实际上，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使得美国在纺织、钢铁、小型家电等领域失去成本竞争优势。美国卡托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指出，2000年~2003年美国制造业出口下降了9.6%，占制造业贸易赤字增长的91%。1997年，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贸易顺差创下了600亿美元的纪录，然而近几年美国的地位也已经开始受到冲击。从2003年开始，美高科技产业出现贸易史上的第一次逆差，并呈逐渐扩大趋势。

　　2005年1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关于贸易现状的报告。报告显示，2004年11月，美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赤字高达602970亿美元，创最新纪录。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色彩。尤其在卫星通讯和移动通讯服务领域，美国设置重重技术壁垒，使中国公司难以顺利进人市场。

　　非经济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施加了诸多负面影响中美贸易关系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中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以及美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而且还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时，不是把社会福利水平放在首位，而是考虑政治利益的需要。

　　例如，美方经济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政治问题挂钩，力图用贸易迫使中方在政治问题上和许多原则上对美国妥协。再如，美国总统大选年，对华政策往往会成为驴象两党角力的话题之一，2004年这个话题将聚焦于“中国制造”剧增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冲击。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以及美国重要的海外投资地，这使其成为再“合适不过”的美国政治牺牲品。从彩电到纺织品，从铸铁钢管到木制家具，针对中国商品的设限和反倾销措施接二连三。

　　遏制中国是由美国全球战略考虑所决定

　　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可与之抗衡的中国出现，美国反华势力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中美对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根据这一思维方式，美国总是试图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如提出“中国威胁论”、鼓吹人民币升值等。

　　中方视角

　　外贸依存度过大已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90年至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出口依存度从1990年的16%增至2004年36.1%，翻了两番多。2005年上半年，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80%的历史高度。

　　从某种程度上外贸依存度过大已经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导火索。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结构有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甚至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替代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试想，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一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有大幅度的下降。

　　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分布过于集中

　　长期以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箱包等。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较低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出口，一旦大批量出口后，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此外，我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比较集中，出口产品75%以上销往美、日、欧盟这三大地区，而这三大地区既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主流，也是非关税壁垒的发源地，因此，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升温。相比之下，我国对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出口市场的开发却严重不足。

　　企业缺乏行业自律，出口秩序混乱

　　近几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数量突飞猛进，但是贸易额没有同比例上升，有时候基本没有增长，这主要是国内企业为争夺市场，相互间压低价格，致使少数地方出口秩序较混乱。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对特定市场大多缺乏长远打算，一发现新的市场，就会蜂拥而入，最终结果不是被进口国进行反倾销，就是被当地消费者放弃。这种低价出口和出口的无序增长，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正常应得利润、自降了出口商品的档次，更加大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机率。

　　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战术还有待提高

　　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摩擦时通常缺乏总体的通盘考虑，应对技巧还不够高明。此外，企业的自我防护意识差、预警机制不完善加重了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不及时，即使在国外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已经决定或表现出对某种出口产品的关注，并可能付诸调查、决定立案时，部分企业仍不改原有的出口战略，继续大量涌入出口市场，使自身陷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