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次的跟踪采访,让我近距离目睹了深圳口岸甲型H1N1流感防控一线中层领导干部的鲜活形象。
苦夏的一个午夜,接近午夜24:00,闷热的天气仍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依约来到深圳皇岗口岸的旅检大楼,拨通了皇岗检验检疫局旅检一处二科何卫筠科长的电话。“我没空,你自己进来吧”,电话随即挂断,想不到还未见面就受到如此“冷遇”。
这一天,何科长值“通宵班”。“通宵”意味着整夜不能入睡,而在全国最大、24小时通关的客货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值“通宵班”,更需惊人毅力。时间长:由晚上10:00到第二天早上8:30,须连续工作十个半小时;压力大:凌晨零时起,经其他陆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小车都将从这进出;任务重:每天查验入境旅客5万余人次、入境小车万辆次。疫情当前,任务之重可见一斑。
而作为一科之长,更是压力重重。二科的正式员工加上临时招聘的检疫人员达160人,可以说是很大的科室,堪比一个正处级单位,同事戏称何科是位“局”级干部。而这位“局”级干部是如何带好160号人的,这次跟踪采访解开我的疑惑。
我来到入境大厅的入口处,只见何科正站在传染病隔离检疫室门前,左手拿着对讲机,右耳戴着蓝牙手机,俨然是一名战场上统筹全局的指挥官。看着他忙碌的样子,一下子明白了刚受“冷遇”的原因。
“请戴上!”何科递来一个N95口罩,以近乎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原来传染病隔离室内有5名入境旅客经体温复测、流调等前期排查工作后,仍无法排除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可能性,正准备移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排查。隔着隔离室的玻璃门,可看到里边有5名发热患者正在等待救护车的到来。他们全都按要求穿上了防护服,带上了N95口罩,有的在发短信,有的伏在行李架上闭目养神,只有检验检疫员陈宁在忙碌着移送前的准备。
“移送前,要反复测体温上10次,还要做流调,采咽拭子样,协助旅客办入境手续。有时还要给旅客帮买电话卡联系亲戚。旅客感觉饿时,得给他们买好牛奶、面包。”在联系好120后,何科简单向我介绍一些情况。
不一会,120在警车的开路下到达现场。何科大步迈出入境大厅,赶到传染病隔离室另一侧的专用门,指挥可疑旅客的转送。我跟随何科走出入境大厅,一股热浪袭来,突觉从初春转入炎夏,忽热忽冷,有种一脚跨两季的感觉。
“快!暂停摆渡车驶入,把旅客劝离现场。”何科一声令下,在旁的3名同事立即行动,很快拉起了专用隔离带,而开警车的警察也前来协助,一会儿传染病隔离检疫室和120之间就围出了一条专用通道。除做好防护措施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
“这样可降低传染给其他旅客的风险。”何科把能想到的防疫措施都想到了,也做到了。
约莫过了5分钟,拎着大包小包的5名可疑旅客在检验检疫人员的引领和帮助下,登上了120车。车刚开出,对讲机又响了:“何科,体温复测区这里有两名发热旅客要求返港,怎么处理?”
“我马上过来。” 何科直奔体温复测区。看的出,何科的长袖制服已被汗水沾在身上。疫情防控考验着人的毅力,天气考验着人的体力。
疫情发生后,皇岗口岸岗位由常态时的8个猛增到现在的30个。受空间所限,新增的登车检疫等岗位只能设在室外。为处理科内事务,何科就得室内、室外来回转,每天进进出出数十次。为适应室内外骤热骤冷,何科特意穿上长袖的过渡装。
体温复测区位于入境大厅的左侧,用作对可疑发热旅客进行二次测温。正当两名香港旅客接受第二次体温复测时,一对中年加拿大夫妇走上前来,焦虑不安地围着何科问这问那。
原来,一小孩体温复测后仍超过37.5℃,需带入隔离室作流调,这让陪同回国的父母很着急。何科见状叫人拿来矿泉水,又买来面包来安慰他们,耐心地讲解疫情知识以及口岸防控工作的做法,争取他们的理解和配合。还没等解释完,两名香港旅客体温复测有了结果,还是超标,本需要转送医院做进一步排查,但两人提出要返回香港,于是何科领着这两名香港旅客向出境大厅走去。路上一边联系车辆并监护他们上车,一边用其蓝牙手机拨打香港卫生署落马州口岸控制室的电话,把两人的身份证、体温、症状等一一告知对方。
就这样跟着何科来回转,不觉已到凌晨一点多,睡意和饥饿齐向我袭来。“忙起来就不觉得困,也不觉得饿。”何科介绍说,自疫情发生以来,每当要值通宵班,他都特意把晚餐推后两个多小时,以保持好体力应对繁重通宵班工作。
“每成功截获一例确诊病人,就意味着内地少了一个传染源,人民群众就多了一份安全感,少了一份担心。”何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眼里透着一种自豪感。
“呜、呜…”刺耳的红外线体温报警声再次响起,何科转身又直奔报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