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标准的执行者

　　单纯从规则、条例的数量来说，中国未必比一些发达国家少许多，只以逢年过节而论，禁令一个又一个，“禁止”、“不准”之类的词语几乎成了常用词，然而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何以如此？我突然想起一则有关陈寅恪进清华园的旧事。

　　仅仅存在了4年（1925年~1929年）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培养了好多人才，为人所津津乐道。其中清华大学当时聘用陈寅恪的例子，被许多人用来阐述人才与学位的关系。但我觉得，一些人把这件雅事理解得过于狭隘了。

　　据说，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要聘请导师，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已经到任。一天，梁先生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就请。

　　这段趣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唐振常先生《半拙斋古今谈》中有《孤怀卓荦殉道真》一文，那是唐先生读了《吴宓自编年谱》以后的抒怀。文云，清华学校时属外交部，校长曹云祥乃外交部所派，不谙学术，曹云祥请吴先生任院长，吴先生只答应任主任。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均是吴宓先生亲持聘书往谒请来。陈寅恪先生，更是先生所力荐，从国外请来。

　　此事确实使人感怀至深，应该成为今日学人的一面镜子。如果吴宓等先生见贤而不荐，假如曹氏蹇仄推诿，清华或可与一位大儒失之交臂。历史上好多机会不就是在毫无下文的“研究研究”中失去的吗？

　　不过，平心而论，曹云祥初期的那番迟疑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曹氏是外交官出身，而不是教育家，不了解陈寅恪不足为奇，说“这就难了”亦未必不是真情。一个单位聘用什么样的人肯定有一定的标准，有标准而放弃，比没有标准更糟糕。世上的事在有些人那里几乎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一切标准在权力、金钱、酒色之下都做了可怜兮兮的奴婢。相比之下，曹氏倒是有几分可敬。

　　细细思量，陈寅恪教授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实有三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其一，吴宓、梁启超、王国维诸先生高尚的学术品格。他们推荐陈寅恪先生完全出以公心，是为学术研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含一点私利，与胡乱称亲朋故旧为“杰出人才”的宵小行为毫不相同；其二，曹云祥校长对学者的尊重。首先是尊重举荐者，再次是对陈寅恪先生学术地位的尊重；其三，陈寅恪教授货真价实的出众才能。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清华大学引进人才的细则，推想起来，对文凭严格限制的条文应该有吧，对有真才实学而无文凭者“原则上”如何如何的通融做法也应该有。标准是不存在错误的，关键是怎样鉴定无学位者的真才实学，进一步说由谁来鉴定才是重要的。陈寅恪的真才实学，世界一流大学对陈寅恪的重视，是陈先生走进清华园的关键。

　　现在不少标准都不错，但执行以后却往往走样变形，原因在哪里？实际上这不是标准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