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举报自己的人

　　主人公：刘曼（因为当事人的举报正在处理中，故为化名）

　　经典语录：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归到有信仰的那个时代去，我觉得那种生活是干净的。

　　2009年2月16日，刘曼带着一箱假冒的“湾仔码头”速冻水饺，走进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门。在众人诧异的眼光注视下，他站在接待窗口前说：“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

　　是在拍电视剧吗？那一刻，大厅里很多人的脑海里闪过同样一个念头。

　　这不是拍戏，这是刘曼真实的人生，甚至是在经历过那些他认为“恶心”的生活之后，离他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的人生。

　　刘曼，湖南人，曾经当过厨师、做过营销、写过小说，属于无数个怀揣理想在他乡闯荡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他最开始的理想是出书，当个文化人，在被屡次拒绝之后，他的理想变成了赚钱，要给在农村的父母争口气。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开了一家小超市，但这一切无法让他满足，他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大的刺激。

　　强烈的挣钱欲望让他走近了假货，行话称“二号”。最早是卖假冷饮，一箱假“小布丁”一出手就能挣六七元，心知肚明的批发商也特别喜欢。几番折腾，刘曼的假冒冷饮生意越来越红火，有时候能卖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于是，刘曼用挣来的钱买了辆二手金杯，后来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

　　2008年，刘曼经过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绍，加入了卖假冒“湾仔码头”速冻水饺的行当，并且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学问。一箱进价128元，一倒手卖到了172元。第一笔生意一共26箱，净赚1144元。很快，这种利润丰厚的“生意”把刘曼完全吸引住了。他们的手段其实也很简单，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三全牌水饺来制作假湾仔码头牌水饺。据说，一箱“三全”，可以出一箱半“湾仔码头”。

　　这中间还曾发生了一个小意外：9月底，“湾仔码头”突然更换了外包装，一时间，刘曼的“业务”无法进行了。刘曼和同伙商量后，先找了一家专门负责制版的图像公司，由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正版包装，制造印刷用的图版，再把图版送到专门印刷包装的小工厂，总共印刷了能装3000箱的包装。最后为了使假冒的货物能够进入大超市，他们找到专门仿制条码的店铺，把用相机照下来的条码喷绘在包装上。很快，“新包装”就成功面世了。

　　然而几个月之后，一个老客户向刘曼提出“饺子味道不对”，刘曼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随后，这样的质问不断出现，刘曼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出事了。他查了查，制假货值超过5万元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而他批发出去的水饺金额已经大大超过这一界限。此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面对可能要坐牢的未来，刘曼的内心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和慌乱之后，突然变得异常平静，“过去自己淡忘的理想和信仰又重新回到了心里”。他决定，该是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的时候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发展到了开头的那一幕。据说那天，在离开家去举报自己之前，他向妻子讲述了自己预测的结果：“我可能今天回不来了。”他还表示，自己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事实上，刘曼当天就回了家，工商总局将此事移交给了北京市工商局，目前还在处理中。面对未知的未来，刘曼坦言，“我有矛盾，我有退缩，但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

　　点评：相信有人会质疑，这个故事和维权有什么关联。的确，和我们常见的那种正义凛然的维权先锋相比，刘曼更像是警匪片里的污点证人。

　　换个角度想，通过刘曼的自我举报，我们发现，这些看似并不高明的制假售假行为其实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相信很少有人会怀疑从超市买回的速冻饺子的真假，而事实是，刘曼告诉我们，他卖的那些假冒“湾仔码头”水饺有些进入了超市的冷柜，也许还曾经出现在你家的冰箱。通过刘曼的自我举报，我们知道，原来印刷假冒包装早已不再是“作坊”时代，那些为利益驱动的人们已经吃透了包装制作的各个环节，连不起眼的条码都不放过，甚至还能混过好些关卡。

　　换句话说，刘曼的自我举报其实是“无心插柳”地维护了你我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提醒着我们，尽管政府对于制假售价的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但是面对高额利润的诱惑，依然有以身犯险的不法分子存在。

　　更重要的是，刘曼的行为其实是维护了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曾经有理想、有信仰的年轻人，堂堂正正生活的权利，维护了他作为一个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更加安全、更加放心的消费环境的权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想，自己的儿子今后买到假冒的冰棍。

　　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们的主观臆断，对于刘曼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可以回归到“干净的生活”，维护自己“不想失去一切”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