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效能应少花钱多办事

　　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制进步，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提升政府效能的措施和法规，比如去年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今年开始了“大部制”改革。这一系列动作，为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获得高分起到作用。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表现良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政府效能得到显著提升，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效能提升的背后，我们付出了过于高昂的行政成本。据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教授的研究，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这个比重，比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高出10个以上百分点。而更严峻的是，近年来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假如每个小社区分散地处理公共事务，分摊成本非常高昂，效率很低，经济上不合算。于是，社会的进步将公共事务集中起来，委托给大家选择出来的政府，交由其专门从事，进而规模化和专业化地进行公共活动。当然，民众委托的前提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受到合理的监督和制约，议会、司法、媒体等系统健康运转。

　　但问题是，国内许多地方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的主导权，这不仅包括文教卫等公众福利事务，还包括政府机构改革、行政成本改革、官员待遇等自身事务。基于人天然的一种自利倾向，若缺乏外部监督，由政府自己决定花多少钱办事，一些政府官员在从事公共事业时，当然会尽可能多地享受和消费资源，包括舒适的办公、漂亮的小车、惬意的公务旅游、排场的招待餐等等。虽然这些并不违背真实社会中官员也是经济人的本性，但却能导致行政成本不断趋向无穷大。

　　政府是面向人民服务的，人民对于政府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它能不能提供满意的服务，还要看其成本是不是较低，效率是不是较高。要确保政府机构少花钱、多办事，把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的用于公众福利事务，就必须让政府权力真正站在阳光下——充分发挥人大、媒体、社会舆论的作用，把政府部门置于受制约的环境之中；健全财政预算机制，政府部门的任何支出，只能来自于财政拨付，且必须得到最高权力机关——地方人大的批准。

　　当政府部门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监督机关和社会大众的约束时，公仆们一方面不敢躲懒，会更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各地现有的那些数目不菲，让人心痛不已的行政成本，才有希望降下来，逐渐回归到一个正常、合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