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战略

　　世界科技竞争的目的在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利益，而产业竞争的关键在于标准竞争。知识产权是政府管制机构（或政府间协议组织）授予的合法垄断权，而主流标准是多方博弈形成的法定或者事实垄断权，两者结合是双重的产业垄断。

　　国际标准组织由WTO TBT/SPS 协议附带的INDEX文件认可；但是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却没有被纳入WTO TBT/SPS协议的标准组织——如IEEE、IETF、ETSI等，它们制定的标准也具有国际影响力，是事实上的国际标准组织。

　　1、超一流的国家做国际标准组织

　　三流的国家作产品，二流的国家作技术，一流的国家作标准，超一流的国家作标准组织。

　　拥有知识产权就拥有影响产业的技术实力，拥有某一标准就占据这个产业相应领域的话语权，而拥有某一行业的国际标准组织就占据控制这个行业战略制高点。一个国家在更多领域拥有国际标准组织，从而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这是掌握世界前沿科技、控制产业发展的最高境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美国非常热衷于成为全球的科技中心，吸纳来自全球的科技精英和最新的创新成果，同时控制着全球绝大多数的标准组织，通过标准组织控制最新的科技和标准的制定，进而控制整个产业。

　　1.1 中国“国际标准”战略具有内在困难

　　国际标准”战略：鼓励中国的研究实体或企业向国际标准组织提交标准提案，谋求国际标准组织的认可，利用国际标准组织的影响力推广标准。“国际标准战略”逻辑容易理解，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很可能遇到内在困难：

　　第一、国际标准组织和技术委员会两个层面的领导人全部或者大部分是欧美企业领导和行业专家。这些人的意志直接决定着一个标准的成败，如果中国要提交的标准威胁到欧美人的利益，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反对、议程控制、桌下交易、否定签证等方式阻拦中国标准通过；除非中国提交的草案是为欧美主导的技术标准做完善（因而相对不重要）工作，符合他们利益。

　　中国取得了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TD-SCDMA的初步成功，有其成功必然性，就是中国在通讯领域人才、知识和专利的积累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已经具备提出标准的能力。同时也有其一定的时代特殊性，中国提交TD标准时候受到来自于西方势力的阻挠，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顶着压力，用中国市场作为筹码；再加上欧美势力低估了中国的标准运作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认为中国人做标准不过是做做样子，因此勉强同意TD-SCDMA作为国际3G标准之一；可是在后来八年中他们对TD-SCDMA或明或暗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如果不是中国政府顶着巨大压力，力挺TD-SCDMA，TD-SCDMA肯定早已夭折。TD-SCDMA出乎预期获得成功将可能让欧美更加警惕和抵制中国标准，WAPI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断受挫的典型案例，虽然WAPI在争取国际标准的道路不懈地努力，但是在欧美势力的阻拦下，还是屡战屡败，成为国际标准的希望一再破灭。特别鉴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和“国际标准”战略，欧美力量不能不特别警惕、死守最后一块领地——技术标准（平心而论：失去技术标准，他们将失去最后一块相对中国的优势地盘，因此他们失败不起，必将利用其在现有国际标准组织里的实际权利拼死阻止中国在该领域的进展）。

　　第二，国际标准组织中的欧美力量还通过控制国际标准组织抵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修改部分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标准组织政策的企图，如中国向WTO组织提交的关于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提案遭到美国的抵制。

　　“国际标准战略”——复制TD-SCDMA的成功的模式——具有的内在困难，我们只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可以采取多种思路和策略解决问题。中国不仅可以选择“国际标准战略”；而且可以选择“国际标准组织战略”，通过市场潜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完成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的建立，进而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占领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制高点。

　　1.2 国际标准组织战略是利益最优的选择

　　国际标准组织战略：一旦中国先于其他国家在某个领域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努力将技术突破进行产业化，然后将产业参与者联盟成标准组织。通过标准组织的运作，不断扩张影响力，当具备全球影响力时，该标准就是事实的国际标准，该标准组织成为事实的国际标准组织。

　　技术标准是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升华的成果，标准组织则是创新形成和产业化的孵化器。推出一个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形成创新的正反馈机制，持续不断地保持在产业前沿，这就需要利用创新体制（技术标准组织）的力量。国际标准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全球在该领域的创新成果都会源源不断汇集到标准组织中，从而使得该标准组织不断自我强化，也使得主导该国际标准组织的国家和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技术和思想创新。

现有的国际标准组织控制在欧美力量的手中，他们通过这些组织收集全球技术创新思想，操纵不同技术命运，从而在标准运作中获取巨大利益、产业控制权和领导权。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和最优秀的专家源源不断向欧美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提交论文和草案，不断强化这些国际标准组织的影响力，间接最大化主导这些组织的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现阶段中国也许应该以“国际标准战略”为主，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对“国际标准组织战略”的探索。建议国家大力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和科研单位在国际标准组织运作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中国全面的“国际标准组织战略”积累经验和基础。

　　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将全球的创新技术和思想源源不断汇集到中国，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创新，将是中国付出较小代价、却能够在世界科技前列的最有可能的方式之一。我们不仅需要在技术的自主创新，我们更需要在技术和标准的运作模式上创新，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将全球的研究和创新力量都纳入到中国的创新体系，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坚实根基。

　　从这个角度，自主创新可分为三个层次：层次一，单一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层面的创新，创新是分散的行为，主要依靠企业家驱动。这种创新是难于被管理，难于被复制，不适于大规模复杂技术系统的创新。层次二：能够将国内的创新力量整合成创新的体系，创新成为一个体制性的行为。这种创新是可以被影响，能够被复制，适合于大规模复杂技术系统的创新。层次三：整个国家的创新体制在全球创新生态圈中处于比较好的位置，能够通过标准组织、职业协会、全球性的创新奖项等方法，将全球的技术和思想创新源源不断吸取到中国，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坚实基础，形成正反馈循环的全球技术中心。

　　 2、中国国际标准组织战略的可行性

　　既然已经有了ITU和IEC为什么美国人还要创立和坚持搞IEEE，因为通过IEEE美国力量可以抗衡欧洲（在ITU和IEC欧洲影响力大于美国）。为什么互联网领域，美国要创建IETF而不是在现有国际标准组织中成立工作组或者技术委员会，因为美国的思路是要在自己领先的领域建立自己主导的事实标准组织。2005年3月美国ANSI召开事实标准组织的关门会议，进一步促进政府标准管理机构（ANSI）和各种事实标准组织的力量整合，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加强与所谓行为市场化的标准组织（联盟，论坛）得合作，并通过事实标准组织控制技术和产业的企图。

　　2.1 国际标准组织是“做”出来的

　　通过研究现有的国际标准组织就发现：许多国际标准组织开始不过就是几个企业和部门参与，坚持运作逐步塑造了其全球影响力。以互联网领域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发展历程为：

　　1986年1月第一届IETF会议于在圣地亚哥的Linkabit举行，与会者才21人。

　　第四届会议于1986年10月在Menlo公园的SRI举行，首次有非政府制造商参与。

　　第七届会议于1987年7月在弗吉尼亚McLean的MITRE举行，首次有逾百人参会。

　　第十四届IETF会议于1989年7月在斯坦福大学举行。IAB（互联网结构理事会）最终协调整合同类组织，形成IETF和IRTF两个组织。

　　IETF于1993年7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这是第一次在欧洲举行的IETF会议，与会的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各占一半。

　　通过IETF为例我们可以总结标准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建立过程：

　　（1）一个领域基础性的创新，该基础性创新转变为产业的成功；

　　（2）产业用户、产业联盟厂家、相关研究机构转变为标准组织成员；

　　（3）通过向全球输出事实标准的形式扩展标准的影响力；

　　（4）伴随制订的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标准组织也就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组织。且可以通过直接间接承担国际标准组织设立秘书处（如IEEE承担ISO/IEC JTC 1的秘书处）或者让国际标准组织认可该标准组织，从而进一步加强在该领域的独一无二的势力（国际标准组织需要通过它们才能行使自己的意志，如同ISO/IEC JTC 1与IEEE的关系）。

　　2.2 中国有能力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

　　中国政府初步成功在军事、政治、经济领域建立了中国主导的或者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东盟+3论坛、中非论坛等国际组织。中国完全可以按照类似思路在产业和技术创新领域创建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

　　只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素，中国完全可能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

　　 （1）政府的政策指导和政府背后的支持。现有国际规则下，企业前台运作政府后台支持的模式要比直接由政府出面更加灵活和更加让欧美力量“无法可说”（这也是欧美的运作方式）。

　　（2）以企业为主体且有多企业参与，这些企业研究的成果是真正全球领先甚至是全球独创的领域，是在现有体系之外根本性的创新。

　　 （3）标准组织的政策和运作方式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标准组织的章程、程序、知识产权政策和产业力量政策等更开放和更公平，组织和制度效率比现存标准组织更高。

　　（4）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标准组织建立和标准设定。基于普通消费者为的服务和产品，其技术标准如果能够在中国、印度、印尼三个大国中成为事实标准，就是事实上的全球标准。
3、建立面向创新的国际标准组织

　　中国要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不是简单的自立门户，必须要有更新的标准制定的理念，有相区别的标准组织政策，有更利于创新发展的标准组织形式，通过制度创新获得的更高的效率将是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生存和成功的根本。

　　中国不仅要在技术层面进行自主创新，而且可以在标准组织层面进行体制创新。创造新的更有国际吸引力的国际标准体制和制度，新的国际标准新秩序。

　　国际民主，标准发展上的国际平等。只有这样的理念才能吸引世界的目光。

　　用户具有判断标准、特别是应用层标准的权利，一切技术在用户面前平等。

　　 一切技术发展的机会是均等的。只要开发出应用产品，就可以进行用户测试，只要通过用户测试并得到用户的高度认可，就可以推向市场。

　　 每一个领域容纳2-3个标准，在多元和统一之间寻求平衡。

　　不放过任何一个技术成为标准的机会；一切技术都不能因为成为了标准就可以获得不正当的垄断利益，它必须持续地创新和改进。

　　我们要创立新的标准组织，只有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通过良好的运作才能够被产业和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

　　3.1 用户民主、用户制标、用户用标

　　标准和标准组织都是为用户服务的。但是现在许多标准组织和标准发展被主流厂家所控制，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产业政治。新的标准组织应该将标准发展建立在国际民主的制度之上，将标准发展最终极权利交给用户，让用户成为标准发展的直接动力，直接由用户参与和制定标准。

　　用户制定标准具体举措是：一个新的技术和标准出来后先经过用户测试，只要用户测试通过就立即发布，由市场来检验。在这样的体制中，妨碍进步的东西变得特别少——只要是进步的东西，只要有用户的认可，就能够得到发展。以用户为中心，技术标准的发展就会非常快，可以获得比ITU和IEEE更高的效率。

　　3.2 快速制标、快速应用、快速更新

　　ITU和IEEE的标准设定过程太复杂和太漫长，有很多矛盾难以解决。如时间性和技术先进性的矛盾等。而且经常出现问题：专家长期封闭发展标准，耗资巨大推出的标准不适用，或者已经过时。


　　新的标准组织思路以持续改进的方式去发展标准，不求标准一开始就完善。而是边应用、边升级、边淘汰，且以4年为周期淘汰旧标准和引入新标准。不等待非常长期的专家层面的封闭发展过程。

　　3.3 新技术都有市场检验的机会

　　标准设定中产业政治太多，少数寡头主导标准组织阻挡技术进步而不是推动技术发展。经常听到的声音是：标准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这话本身不错，但技术先进性可以为标准性做出的让步界限到底是多少呢？是否意味着任何落后的技术可以在寡头的垄断下成为事实标准，而先进和适用的技术却受到压制。

　　每一个创新者，苦苦打破垄断者进行创新；一旦创新成功，自己就变成妨碍新技术创新的垄断者；这样的创新模式也许应该被抛弃。
　　
　　3.4 适当多模发展，加快新陈代谢

　　要在多元和统一找到一个兼容的平衡点，过度统一将导致未来创新成本的增加，过度多元会导致技术过渡发展。多元和统一的平衡，就是给现在技术以机会，也给未来技术以机会，也就是给一切创新以机会。

　　发展标准的真正和根本的目的是兼容。每个应用领域2-3个实际运行的标准应该是可行的。即使在物理层，多模技术也可以让多标准并存成为容易的事情。而在应用层多个标准共存非常容易，流媒体REAL和MEDIA同时运营，SkyPE、MSN和QQ 可以同时运行。现在技术条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可以使得适当多技术标准并存成为一种经济的方式。这样技术标准的发展在内在的竞争中会发展非常快，因此可能领先其它制度和体制。

　　3.5 互为支点、减少瓶颈、共生演化

　　很多所谓核心技术就是瓶颈技术，它是整个产业的核心，但是弄不好它就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瓶颈。所以产业标准应该有多个支点，一些支点保持稳定，另外一些支点就可以快速变动。

　　3.6 避免“群鱼效应”的负面影响

　　生活在大洋的很多小型鱼类有群游的习性，它们会高度一致地变化游动方向。这种生活本能有助于鱼群躲避猎手的追杀，减少每个鱼的个体防范天敌的成本。生物学家做过一个试验：把某个群鱼里可能承担头鱼的大脑切除，只保留部分运动神经，然后将其放回鱼群里，这个没有大脑的鱼就会在水里胡乱游动。这时出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整个鱼群竟然还是高度一致地跟随这个没有大脑的鱼游动。

　　遵从技术标准就如同群鱼效应，可以帮助企业个体减少成本和降低市场风险。而且，一旦标准形成，它就会具有非常大的惯性和强制力，迫使群体不能够再顾及其他方向地一致行动。技术标准组织和相应的产业如果没有一种内在的制约群鱼效应负面影响的机制，就会由于标准使整个产业社会高度一致行动的强制性，很可能使整个产业导向一个自我毁灭的方向而不能自拔。ISDN、ATM等被整个业界高度一致认同的技术方向最后却失败。

　　在技术标准形成的最初阶段，往往只是非常少数的专家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操作。即使要求提出多个方案，也很可能在最深层的、很难自我感觉到的基本思路上是完全一致的。而如果这个最深层的思路本身就有非常大的问题的话，就相当难以被这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的所有专家意识到。而当越来越多聪明人参与进来的时候，往往整个标准的主要部分都已经成形了，其他人很难再去作改变。甚至连作出改变的勇气也不可能有，因为代价太大、壁垒太高了。

　　例如，在90年代初互联网正处于普及阶段的时候，IETF就开始在研究下一代IP协议的事情。虽然最初提出了多个方案，但在最深层的思路上所有人都认同了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必须创造一种新的IP协议才能扩展IP地址空间”；二是“只能在IP地址层作改进才能解决IP地址不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前提并没有任何人去明确地表述，但却是所有这个小圈子里的人都事实上想当然地一致认同了、甚至是作为公理被接受的。没有任何人想到可以“完全不改变IPv4协议而可以扩展IP地址空间”，因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自相矛盾、甚至表面上感觉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播网的研究证明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现起来远远比人们想象得要简单得多。

　　最初提出ISDN的时候，专家们同样是假设了这样想当然的前提：“最初的电话网络是模拟技术的，因此要建立数字网络显然就必须要重新设计所有的协议和网络”。能够在模拟通道里传递数字信号吗？最初那个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显然根本就没有去做这种表面看起来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能实现的设想。但是事实上，最后真正大规模应用的电话Modem技术就是采用了“在电话模拟通道里传数字信号”的基本思想而获得成功的。同样，最初彩色电视一开始就采用了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在黑白电视体制里传彩色电视信号”的思想而获得成功。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标准组织都还没有这种内在的、可以避免群鱼效应负面影响的机制。这样的教训需要被我们深刻地吸取，能够成为我们在创建新的国际标准组织时可以进行突破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