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绿色蝶变

　　把已经付出的资源代价转化为发展动力，将“绿色”理念引入整个“中国制造”，并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才是我们最为积极的态度。

　　在即将过去的6月份，节能环保是一个被明显放大的社会热点话题。6月1日国务院正式实施“限塑令”，让普通百姓完成了一次与节能环保最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更让所有涉“限”企业经受了一次相当痛苦的“绿色”洗礼；同一天，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三批)》规定，包括燃气热水器在内的5类产品开始强制加贴能效标识。该项政策的社会影响力虽不如“限塑令”那样广泛，但由于这是能效标识制度首次向工业领域开拓，因而其传达的“绿色”意义更为深远。

　　两项重要的国家政策在同一天实施，这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基于全球能资源危机日益加重、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加剧，特别是近两年来，国际油价不断上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增大，各国经济现实和未来发展均面临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中国政府对自身经济发展方向做出战略性调整，将节能环保作为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既是必然选择，也是当务之急。可以相信，类似于“限塑令”、能效标识制度这样的“绿色”政策，日后还会不断出台，而且还会更加密集。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整体国力和世界地位有了极大提升，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现在对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渴望之所以强烈，既缘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性发展规律清醒的认识，也缘于对自身付出代价的深刻的反思。而代价作为一种倒逼力量，更容易表现为内外交互作用的现实压力。比如，很多外国政府和分析人士将近两年国际油价上涨的原因直接归咎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们认为，依靠消耗大量能资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庞大的中国市场，应对油价上涨负主要责任。这种观点当然并不正确，但它已经转化成了一种压力。

　　客观地讲，中国新增能源需求占全球需求增长的比重达到30%左右，但这部分新增需求实际上与全球的产业转移密切相关。中国在全球市场中主要承担了制造商的角色，贸易顺差增加意味着中国在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生产。中国在补贴了外国消费者，让其享受低价消费品的同时，将污染留在国内，还要承受别国对其出口太多、污染太多、消耗能源太多的指责，这是不公平的。饱受发达国家诟病的能源价格补贴，似乎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软肋，这实际上是很冤枉的一件事。冤枉归冤枉，“将污染留在国内”，也就是把悲伤留给自己，这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尴尬。

　　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绿色”政策集中出台的重要意义就愈发凸显了。事实上，早在2006年初，国务院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时，就已经提出“绿色制造”这个概念，并明确将“绿色制造”列为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三大思路之一。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制造”要实现向“绿色制造”的蝶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化蛹过程，这个过程也相当艰难。由于“绿色制造”追求的是社会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优化，与企业经济效益极大化的发展目标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往往表现不够积极，这从“限塑令”和能效标识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因此，在前期，发挥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在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加强“绿色制造”技术与产品标准体系的制定和认证工作的同时，启动税收贷款优惠政策，积极限定和引导企业实施“绿色制造”，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绿色制造”的成功实施，更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广大消费者不断提高环保意识，改善消费行为，愿意为环保买单，这对于“绿色制造”在企业的广泛应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