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中国企业成为贸易壁垒中的“替罪羊”

今年，中国的纺织企业注定要经历一次希望越大失望越多的心理过程，同时带给他们这两种矛盾心态的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取消的全球纺织品配额。人们很容易从直观上得出这样的判断，随同配额消失一同到来的是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这种乐观的估计也很容易让企业忽略对事情发展下一步的推测——与出口增加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壁垒，这种悲观的结果是多数企业没有预料到的，而它偏偏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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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９日起，欧盟委员会对自中国进口的９类纺织品大幅增长展开调查，持续时间可能长达６０天，此后欧盟可能要求实施配额。５月６日，美国纺织品协定执行委员会（ＣＩＴＡ）宣布，其将恢复考虑美国产业界在２００４年提起、被一项法律禁令阻止的基于“市场扰乱威胁”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申请。其后，ＣＩＴＡ会对１２项申请中的７项开始为期６０天的决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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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市场的“胃”不都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撑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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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此次纺织品贸易壁垒的发起者的思维方式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只有尽可能地减少产品出口一种应对方式，这样的结果乐于被欧美等国的纺织企业所接受，也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但，除了准备设限国家的消费者，对这项处于或然状态的调查持有不满意见的恐怕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而正是他们从标有“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产品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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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期举行的一场题为中美贸易形势的专家座谈会上，与会的专家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别人从我国贸易顺差中获利的“替罪羊”。曾参与中国入世谈判的前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张玉卿在会上提到，中国的贸易有泡沫成分，背着很大的贸易顺差的帽子，但有一部分是顺差不顺收。ＷＴＯ虽推崇自由贸易，但进出口贸易平衡是一个基本原则。中国一些机构对打上原产地证明书、执行原产地规则不认真负责。按照ＷＴＯ原产地规则，在中国加工的产品要增值３０％～３５％，或有实质性改变，才能算是中国制造。我们很多加工贸易产品只收取１０％左右加工费，增值达不到这个比例，往往也打上“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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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从中国出口的“芭比娃娃”玩具来说明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了，可爱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零售价为９．９９美元，而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２美元，而中方只获得了３５美分的劳务费，其余６５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１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按原产地统计，将这２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然是不合理的。美国的耐克公司在中国生产的运动鞋和运动衣，大部分返销美国，销售金额自然为耐克所得，而在国际贸易中依原产地规则被统计在中国对美出口额中。中国对美出口产品２／３以上为三资企业在华生产的加工产品，出口所得外汇理所当然被外商所得，而账却记到了中国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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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就曾有国外的媒体报道，在整个利益链中，中国纺织品制造商只能拿到１０％的利润９０％的利润都属于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而中国纺织品出口中３５％是由合资企业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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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篇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今年３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受限产品之一的袜子及袜套，出口总数为１８４０２３双，出口金额１９３６３美元，其中来自外资企业生产的出口总数为１７０３９１双，出口金额为１４３４３美元。其余为国内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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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出口贸易中５７％的贸易量是在加工贸易方式下进行的。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品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出口或转口到美国市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产品的出口国就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原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亚洲造”冒充了“中国造”。这种巨额贸易顺差已为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企业所分享，并不被中国所独占。尽管如此，中国企业也要同这些国外公司分担贸易顺差后的一些风波，而与一同竞争的外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抗击贸易风浪的抵抗力就要弱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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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在此次座谈会上就表示，我国对美这么大顺差，对我来说华而不实。如果调查一下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跨国交易，可以发现美国企业总体在外贸上是赢余，不是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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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经济国籍”不应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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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贸易顺差源于外企出口增多的评论其实并不新鲜，在两年前的一份日本报纸上就有一篇以此为标题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已经提到，中国贸易盈余扩大主要是因为在华外资企业在当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增多的缘故。中国出口额的大约一半都由外资企业创造。同年，美国摩根斯坦利的高级经济学家约瑟夫·昆兰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就曾撰文指出，“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其销售利润的大部分都属于在华外资企业的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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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早已被认知的道理，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产品还要受到诸多的限制，甚至指责呢？现在身份为北京张玉卿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张玉卿先生认为，我们的产品原产地规则执行并不到位。他在发言中表示，如果认真执行原产地规则，很多产品很可能打不上原产地标签。不严格执行原产地规则，为了收取那么点手续费，我们得背着顺差、倾销的帽子。贸易泡沫成分一定要挤掉，要还中国贸易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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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形象而简单地给货物的原产地下个定义，以货物的“国籍”来解释就再恰当不过了。根据《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及实施办法，我国对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原产地证适用实质性改变标准和制造、加工工序清单管理，辅以构成比例的原则，并对进口成分和国产成分进行界定。这些方法如果能彻底贯彻，应该能对原产和非原产于我国的商品进行区分。但在实际贸易发生过程中，对出口方是否真的按照规定在商业票据上进行原产地声明监督的管理难度很大，多数要凭出口商的知识水平和守法意识。对于收购出口的外贸企业更是如此，因为这些企业通常不会辨别出口商品中是否含有进口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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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贸易中普遍使用的保护国内生产者利益的手段中，如反倾销、反补贴、国别配额等，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原产地规则，这足以证明货物原产地原则的重要性。由于原产地规则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日益提高，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敏感性商品的原产地规则都进行了单独的规定，以加强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如美国对进口服装实行实质性改变和加工工序标准，最初采用“缝制地”标准，１９８４年后将原产地判定标准改为“裁剪地”标准。“裁剪地”标准非常符合中国大陆缝制、香港裁剪的分工模式。为限制来自我国的服装进口，美国于１９９６年又将“裁剪地”标准重新改回“缝制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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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卿律师认为，为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原产地的增值标准普遍较低，使配额项下国产化率极低的加工产品也能取得“中国国籍”，导致出口利益被外人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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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卖产品，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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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除了加强中国企业的自我保护以外，参加中美贸易形势专家座谈会的专家们也在探讨更为积极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周世俭先生针对纺织品服装最近成为摩擦热点的问题认为，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距，对于中低价产品美国欧盟无法同中国、印度等国竞争。从长远看，美国纺织服装工业还会继续缩小。对我国采取特保是违反ＷＴＯ规则的。但我们自己也应该加大出口调控力度。加强行业自律，实行主动控制出口，参照日本当年汽车对美出口的做法。他对增加敏感产品的出口关税持赞同态度，并认为这是可行的方式。从政府角度讲，开征出口关税是一种成本比较小，并且有一定调控作用的措施。这是一个由我们来掌握主动权的办法，至少主动设限比被别人限制要好，企业可以根据关税情况自主调节生产计划，并且税收收益将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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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自由贸易促进会秘书长温跃宽先生也赞同此种做法。西方国家一些学者提出，重估人民币，还不如开征出口税，他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开征５％的出口税这一提法值得研究。因为开征５％的出口税等于人民币升值１５％至２５％，这可以减少炒汇和增加税收，这个提法非常切合目前中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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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也是让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们深感忧虑的一件事情。美国研讨会、媒体上，中国的声音太弱。美国不少议员也好，协会也好，对中国并不了解，往往会作出偏离事实的结论。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先生以数字对比表达了对此的看法。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把制造业失业归咎于对华逆差的错误舆论？美国不少议员、协会、工会多次说，过去几年制造业失业２６６万是因为对中国有巨大贸易逆差，几乎成了定论。何伟文认为，实际一分析满不是那么回事。即便按美国统计，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美国对华逆差增加了２６９亿美元，非农业就业却增加了５１７万，生产工人失业减少了６万。２００１年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了７个亿，就业却下降了１７８万。２００４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加了１０万，对华贸易逆差却增加了３８０亿。奇怪的是美国几乎没有人讲这些简单事实和简单道理。这说明美国是个利益集团政治国家，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有的放矢地做艰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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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研究院美大部副主任王红霞博士认为，美国的企业很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益受到一点损害时，利用行业协会，把事情的影响力做得很大。而中国，却很少能听到企业对中美贸易不公平做法的意见。另外，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也有些薄弱环节，政府作用太突出，企业作用太小。今后在贸易决策中要增加企业的分量，完善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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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补充谈到，发展中美贸易注重５００强当然是对的，但不够。美国大量中小企业也同我们一样缺少信息，很渴望发展对华贸易。美国一些州、市也是一样，对我们一般说来相当友好和积极。我们应当把相当部分力量放在这方面。交流越多，越扎实，中美经贸关系就会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