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其次,技术层面。有关技术方面的壁垒,范围越来越广泛,方式也越来越严厉。从产权到标准,从商标到专利,限制手段无奇不有。比较突出的是很多发达国家对我国生产的数字娱乐设备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与专利惩罚。即使中国厂商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在海外的市场拓展中,依然遭到许多无理的刁难。为了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相关市场,外国政府、协会及厂家联合那些唯利是图的律师高举着知识产权的大棒,征收相关的专利费用,加大中国厂商的生产成本,进而打击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第三,道德层面。道德层面所设定的贸易限制多是在所谓绿色壁垒的旗帜之下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壁垒所产生的贸易限制标准更模糊,内容更复杂,保护方式更隐蔽。为了防止中国商品进入,相关方在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生命健康等堂而皇之的借口中,利用人类关心生态、关心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大肆制造为其所用的障碍。例如,一些国家为了限制中国产品对其进口,其理由竟是中国出口企业违反了劳工年龄、劳动时间与劳动环境,因而提出需要进一步调查与核实的要求。由于绿色壁垒涉及的范围极广,从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一直到制成品。对品质方面提出的要求从生产前的状况一直到消费后的最终处理都设定了很多非量化的人为判断标准。用这些标准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入无疑成为很多国家保护其市场的利器。
总之,在国家利益与就业状况等宏观背景下,各国政府今后仍将不遗余力地给出口国设置各种政策障碍,障碍的解释权越来越主观,限制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
挑战越强中国企业出口步伐越快
从现实角度观察,很多令人不快的情形仍在纠缠着我国出口企业,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证,我们却得出一个令人备感乐观的结论:中国出口企业需要挑战,中国出口企业赢得了挑战。
1977年,国门未开之际,除了当时几家粮油、五矿、土畜等出口企业之外,多数国人不知出口贸易为何事。那时的中国,除了原油与煤炭等有限资源类产品外,海外市场大概很难找到以MADE IN CHINA为标记的产品。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日,也是中国产品开始向海外挺进之时。那时管理与协调世界贸易事务的还是一群打着GATT标志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外贸公司当时被国家赋予最高的使命与职责仍然是想尽一切办法出口创汇。国家急需那些宝贵的外汇以壮大我们的经济。那时的中国外贸企业仍然是垄断性质的企业,民间与个人想参与其中,基本上是痴人梦想。那时装在集装箱运往海外的中国制造类商品,其落脚点基本上是在唐人街的地摊深处。
1997年,全球财经界讨论和关注最多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如何度过;全球金融陷入困难之际,中国政府是否承诺不会乘机将其货币同步贬值。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大国一天到晚地在争论着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政府是不是在以一种不公平的出口退税措施刺激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出口企业是不是开始以各种倾销手段渗透他国的市场。中国的官方开始组织相关人士,像鸟一样地在全球相关国家飞来飞去与那些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一圈圈地谈判。那一年,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着无数来自境外消费者提出的纠纷;那一年,无数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组织开始加紧了对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的限制;那一年,中国的出口形势格外地好。
2007年,在中国加入WTO6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陷进了一种资本流动性泛滥的状态中,贸易界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全球的执政者都在关心着中国外汇储备积累到1.4万亿美元之后它要干些什么?中国还需要企业出口创汇吗?热钱会不会随着出口企业通关单虚报而大量流入?中国政府允许私人在海外投资与开展贸易活动,大量的外汇为什么仍然滞留在境内?外贸企业的种种作为,到底会不会给已经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人民币火上浇油?无数的国家一天到晚地寻找中国产品的问题,从食品安全到产品质量,从知识产权到生态环境,能够找到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一切证据都被在夸大中利用着。
有趣的事实是,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外界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状况下健康地发展着,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与压力之下茁壮地成长着。这就是我们的30年,这就是中国出口企业奋斗与进取的30年。
历史以一种残酷的口吻,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力与竞争力是难以想象的顽强与卓越的。进口国对我们的出口产品限制的方面越多,设置的门槛越高,我们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也越大,出口产品升级的速度也越快,我们的企业成长的状况也就越健康。
如果有一天,中国公民与企业能够以一种更加诚信和负责任的态度生存的话,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必将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