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以来,从日化产品到食品,再到玩具,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风波不断扩大,指责者的调门也越来越高,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候选人和媒体尤甚。但无论是中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的数字,还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统计,都足以说明,就总体而言,中国出口商品、特别是食品安全状况并不比其它国家的差,甚至还略胜一筹。
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美国各口岸查获并退回的进口食品批数最多的国家并不是中国,前两位国家分别比中国多395批次和112批次。因此,要想真正降低消费者面临的安全威胁,与其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不如静下心来寻找监管漏洞所在,分析监管漏洞形成的原因,并努力堵塞。
中美两国都从经济全球化中收益良多,美国所得更大,但无论是作为出口国的中国,还是作为进口国的美国,其监管体制都未能完全跟上全球性生产和贸易发展的步伐。正是由于监管漏洞,导致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问题浮现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监管漏洞之所以出现,有客观根源,即全社会可供使用的监管资源短缺,毕竟相关的技术、设备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相关人员培训更非一日之内能够完成;也有主观根源,即社会上有足够的资金、技术、设备、人员可供监管使用,但是决策者却没有为此作出足够的投入。
中国政府已经为商品质量监督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司空见惯的老商品,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还是新商品,中国本身就面临着要对众多新商品建立质量监管体系的任务,监管资源短缺的矛盾相当突出,亦即中方监管漏洞很大程度上源于客观根源。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属于主观根源了。
7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北美版)发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学教授、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杰弗里·加腾文章,题为《为何西方必须规范中国出口》,该文指出,过去25年来,美未能及时更新进口产品监管体系,过去10年里,美食品药品管理局检查的产品增长了3倍,但其预算却一直未增加,而过去几年美消费产品委员会人员和预算则均消减至少10%。
但是,杰弗里·加腾没有深入探询为何出现了这种进口产品质量监管工作量猛增而资源投入止步不前的状况,而这才是更值得承担治国责任者们反思和改进的。特别是掌握政府预算核准大权的美国国会应当为出现这种情况承担什么责任?那些在中国商品质量问题爆发之后“义愤填膺”要求对中国商品采取种种极端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议员们,他们当初是否打着“防止政府规模膨胀”、“控制预算失控”等“正义”旗号,阻止了给质量监管部门增加必要的投入呢?
我们无意掩饰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关注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是借机不分青红皂白地抹黑中国商品,乃至妖魔化整个中国,以便为自己博得几声廉价的喝彩;还是本着对美国公众负责的态度,反躬自省,惩前毖后,消除已有的监管漏洞,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漏洞,悉听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