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建立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

　　推动环境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取代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全球主流思维。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应该积极主动，可以考虑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个“沿发展路径减排”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自身的节能和减排进程，降低减排成本。这有助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上占据更加积极主动的地位。

　　世界思潮大转型:从意识形态转向环境保护

　　纵观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对全球环境的保护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成为主导性国家的主流思维。这和当今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全球自然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交相呼应。

　　以美国为例，美国主流社会包括学界和企业界的精英、在野和执政的政党，长期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他们长期不愿承认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从2006年开始，美国舆论界以及各大企业的经理纷纷转向，明确表态支持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而减少种种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

　　美国主流态度的扭转可以说是全球环保运动的重要转折点，这预示着全球范围的环保意识兴起。环境保护运动，尤其是以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缓解全球可能的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环保运动，业已取代有关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意识形态之争，成为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思潮。

　　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以及全球最大的有害气体排放国之一。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不仅如此，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快速上升的势态未来仍将持续，中国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也将持续上升，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头号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一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不断上升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核心就是中国必须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全球环境保护的运动中来，中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

　　承担节能减排义务在所难免

　　但是目前，中国的主流学者和分析家们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这样的分析应该说是符合一定逻辑性的。的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自身的发展权。中国的百姓所享受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然不能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义务。

　　尽管这些分析符合包括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的逻辑和伦理标准，但我们必须看到，环境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的主导性思维，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世界主导性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共识已经形成。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将承担某种形式的环境保护以及二氧化碳减排的义务。如果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明确的以及具有说服力的态度，必然导致中国在其他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处于被动，这最终还将伤害中国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各种谈判其实是一盘棋，在某些方面不让步或处于被动，必然造成其他某些方面的损失。

　　中国应占领道德与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仅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环境保护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行动中，而且完全应该化被动为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占领道德与国际舆论的制高点。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减排方针，中国应代表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自己的一套新的标准，以这个新的标准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营造一个持久的稳定的国际环境。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针对发达国家的各种减排方针提出自己的减排标准，又能提出什么样既符合中国技术条件和利益又能够抢占道德舆论制高点的说法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以下若干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排放的基本规律。第一，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与排放水平远远高于经济落后国家。第二，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即一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单位GDP的能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逐渐上升；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随人均GDP的上升，单位GDP的能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逐步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处于下降阶段。第三，显而易见，大国的排放标准与小国明显不同。第四，自然环境包括气候环境对于一个经济体的能源消耗与气体排放有明显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谈判中，除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承诺减少总体的气体排放。以《京都议定书》为例，工业化国家承诺，2008-2012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削减8%，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保持1990年水平，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增加10%、8%、1%（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减排义务）。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有许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学者以及政界人士纷纷要求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对整体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做出一样的承诺，但这明显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国际道德标准。

　　那么，中国应该提出怎样的新标准？这一新标准明显地必须符合如下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气体减排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即二氧化碳减排不应该直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毕竟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与平均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是全球和谐、全球发展的根本要求；

　　第二个原则是穷国与富国的减排义务要建立在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穷国与富国的减排义务不应该是简单的对比，但是考虑了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之后的义务应该是对等的；

　　第三个原则是大国与小国在人均减排水平上要有对称性，这是显而易见的标准，因为减排标准不应对大国的发展有惩罚性的限制，毕竟大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全人类的幸福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标准:沿发展路径减排

　　根据这些原则，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减排标准，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推行减排义务。对于发达国家，由于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的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区间，减排的任务对于双方而言应该是类似的和对称的，就是把这一倒U型曲线上的每一点向下平移，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向下平移。

　　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中国与美国处于倒U型曲线的两端，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区间。对中国而言，如果能在倒U型曲线上下降10%，美国在倒U型曲线上也应该下降10%，如此，中国和美国在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承担了同样的减排义务。

　　按照这一标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减排义务，但是又充分考虑了二者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不同，令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不会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极端的约束与遏制作用。在这一标准下，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是在其发展中进行减排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减排后，二氧化碳的排放尽管在总量上是上升的，而且也有可能相对每单位GDP的排放量也是上升的，但是它与发达国家之前的增长路径上的排放量相比却是下降的，这样才是真正地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减排义务。

　　这样的标准显然比当前不考虑发展阶段的减排标准更符合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标准，因此，这一标准由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应该能在舆论上获得广泛的支持。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这一标准在国际提出并获得大多数国家支持且最终通过的话，将意味着中国未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减排任务。

　　中国企业的机遇

　　对于中国的经济界和企业界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减排标准所带来的减排量以及减排的成本。在努力降低减排成本的同时，积极地比较其他国家的减排成本，当中国的减排成本低于国外的减排成本时，就应该积极地介入国际碳交易，从而为国外的减排贡献力量。如果中国的减排成本低于国外的减排成本，这不仅是为中国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机遇，也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更加主动的位置，因为到那时中国可以宣布自己超额完成了为缓解全球环境气候变暖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为中国经济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