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质检管理 建设“质量中国”

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政研室 郑欣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指明了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的质检部门须准确把握变革的时代脉搏，突出当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主题，顺势而为，学会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实现“升级”，持续推动“质量中国”的理念溶入民族精髓，为打造璀璨夺目的美丽中国增添一抹高品质的绚丽色彩。

　　一、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政治角色升级。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成熟，较大程度上还需依靠政府的引导去推动质量提升与发展转型。这就决定了当前质量监管部门把绝大多数精力、时间、人力与行政资源投入到日常的许可、监督、检验等微观质量管理中。即便如此，每年大量发生的质量安全问题还是让质量监管部门深陷“吃力不讨好”的苦衷。

　　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现状，需要我们反思质量监管部门在质量发展这条“大船”上的政治地位。而“出蛮力不显大功”的角色注定是终日碌碌于体力劳动的“划桨人”。

　　十八大后，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是国务院开门第一件事。改革红利倒逼着政府首先从自己开刀，对于各部门来说，与其被动应付或躲闪“被割肉”的痛楚，不如灵活主动把握时代机遇，在“何为芝麻、何为西瓜”的鉴别中，转而实现政治地位的提升。

　　不舍弃生硬的桨，何以谋得灵活的舵？

　　“舍桨”的道理很简单，随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相对僵化的行政策略无法跟进瞬息万变的经济动态，新时代呼唤着市场、社会承担起一些可以自我胜任的质量管理职能。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划桨人——应是市场，源自全民。最近，质检总局一系列简政放权的举动便是明证，取消包括诸如报检员从业注册、认可机构确定等10项行政审批事项，并配合中央编办整合一批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有人说，“舍桨”是这次机构改革中政府面对的最大的困境。其实不然，当政府本能地将过多精力攻防于如何较少“舍桨”，却没能迅速准确地“谋舵”，便会落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两头空。“弃小权”又没能“握大权”，才是这次机构改革中政府可能所面对的最大危机。

　　由此看来，“谋舵”的道理就不简单了。首先，“舵”的责更重，这也符合机构改革“放权不轻责”的原则。其次，按照责权匹配，“舵”的责重了，可更大的“权”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取得，则是质检政治角色“升级”必须搞清楚的核心问题。

　　掌大舵，就必须破解传统思维的“大商务”的羁绊。通常所指的“大商务”其实仅是嫁接于产品离开“厂门”与“国门”之后，“大质量”的后续延伸概念。以“大商务”涵盖“大质量”本身就是避实就虚，本末倒置。那么，“质量中国”缺位的部分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质检部门不仅要做好国家宏观质量的“掌舵人”，也应授权参与其他部委级的行业性质量规划，更要囊括“大商务”，直接发挥技术措施和质量管理在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方向”作用，形成全方位的宏观质量战略发展体系。

　　二、由“质量消防员”向“质量技术员”的经济角色升级。

　　如今，凭借核心技术推动产品迅速升级换代，大大缩短“工业革命”周期，是发达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不二法则。当欧美早已将质量定位为兜售高科技的附带“赠品”时，我们却依然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于“免费的”质量上，世界最大“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的惭愧可见一斑。上世纪80年代，菲利普·克罗斯比提出“质量是免费的”，将质量归为商品必须具备的基本属性。这与我们提出的“质量是基础、安全是底线”的方针原理一致。抓质量、保安全就是抓基础保底线。那么，“质量”同时具备了前瞻属性与底线属性。映射在思维上便是一“前”和一“后”两种格局。

　　自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至今，质检部门如消防员一般四处灭火，终年劳心于为经济发展保底线，确保质量不出事的“断后”作用上。于是一个足以迷惑众人的荒谬产生：消防员的英勇形象势必要以火灾为背景。不难想象，一个低头深陷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机构是无法抬头向“前”看的。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质检部门确有执法监督的“断后”属性，但绝不能深陷其中而忘却自身依靠技术推动发展的经济引导角色。消防员的英勇形象更应是防火核心技术的前瞻与推广。

　　质量中国必定也是科技强国。顺应趋势，质检部门要实现与民族同步的永续发展，就必须依靠标准、计量与合格评定等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从“质量消防员”的角色中抽出一些精力，勇做“质量技术员”，揪住质量缺失更是技术短板的本质，向依靠技术升级质量、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更高领域迈进；另一方面，为成熟的质检技术市场提供公平的政策氛围，在扩增技术市场容量的同时，将自身处于超然的宏观调控位置，引导技术市场发展方向。可以说，增强自身行政公信力是为了我们“强身健体”，而填补科技公信力的短板则是为了质检部门的“益寿延年”。

　　三、由“代过者”向“惩过者”的社会角色升级。

　　在大社会分工的权责格局中，面对公众对质量的期盼，特别是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质检部门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值得我们深思。质检部门必须清醒认识到，每当质量安全问题与现今中国尚显青涩的公民社会产生激烈碰撞后，其间接对政府公信的杀伤及对社会的撕裂，远远超过质量安全问题本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而这才是质量安全事故最狰狞的可怖面目。

　　所以，即便质量监管部门发动起席卷全国的质量安全战役，甚至宁愿背起“黑锅”扮演“代过者”的角色向民众道歉，也终究只是忍一时的风平浪静。因为质量问题仅是“外伤”，其造成的社会“内伤”才是反复发作、不断折磨我们的潜在病根。

　　法国思想家卢梭巨著《社会契约论》指出了民众与政府间是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构成的一种雇佣关系。但在现今中国，就是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雇佣关系成为了质检部门万般无奈的无字文书。在这张“质量契约”里，民众、企业、政府各自承担的责权界限尚未清晰，注定了这是一场“无受益方”的糊涂官司。提出“企业是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论断完全正确，但这一粗线条的划分还远不够细腻精准。质检部门要敏锐行动起来，用精益求精的“计量”态度清晰地在“质量契约”里划分企业、政府、民众、行业、舆论等社会角色所约定承担的责任与权利。

　　而就质量安全事故而言，质检部门首先要在危机中保持质量公信公平的公正形象，除一些必须依靠行政的质量救济职能外，可以将一些调查、论证、复核、赔偿协商等职能委托给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公开运作，最终承担起终极“惩过者”的社会角色。

　　当然，这不意味着逃避责任。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衡量质检部门是否做好分内事的尺度是什么，受问责主体是谁，该受何种惩罚，又应怎样惩罚，这些问题都将是今后中国式“社会契约论”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领域。

　　四、由“规则参与方”向“规则制定方”的国际角色升级。

　　在全球经济新一轮衰退的时代背景下，质检部门就如何培育我国产品出口竞争新优势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目前，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出口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便是收效不错的典范。我们也在做一些技术贸易措施的研究，期盼发挥些现代贸易中技术壁垒的关键作用，但鉴于当前境外技术性壁垒越加复杂多样，我国应对措施往往又仅限于个别企业，而未形成行业性的“扇面阻击”，所以实际效果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究其原因，在于我们与国外在技术攻防战中的科技支撑和产品载体上均存在严重不对称。和发达国家出口高精尖产品不同，我国出口产品依然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为主。双方首先在起跳原点上就非处同一水平，势必也就很难形成声势。鉴于此，我们便只能以规则参与方的角色被动进入国际市场，付出了高昂的使用成本，却长期处于价值链的末端，仅获得加工和装配收益。

　　由规则参与方转身成为规则制定方，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的实现必须以强大的科技发展水平和高技术含量产品为依托。而就现阶段基础而言，应对主要重点产品抓强抓大抓优，采取质量与标准双轮驱动的“堆肥模式”，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迅速形成先行标准，及时夯实已有质量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并持续做到依次重复，逐级推进，渐进获得国际话语权，这也才符合科技进步的发展规律。各地不同的出口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就是个很好的载体。此外，还要转变出口激励机制，从出口退税求量转向对出口高品质高科技产品的激励。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检测机构，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信用。

　　五、由“文化传承者”向“文明开拓者”的历史角色升级。

　　我国质量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自秦汉历代均以官方质检机构作为质量文化的组织载体。但数千年封建制度形成的官民不通的体制格局，也使得包括计量、天文等在内的“高科技”传播范围仅局限于统治者层面。新中国成立后，质检机构历经数次整合，作为质量文化传承者的历史地位持续得到增强。但这些还不足以与传统质量强国德国及新兴质量大国日本相提并论。

　　仅以德国为例，德意志民族是在用哲学的头脑思考质量，他们将无穷的想象力用于对具体细节的极度关注，即“追求完美”。在一切领域，德国人奉行的原则均是：“要么最好，要么没有！”而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德意志人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的原因所在。他们更是将质量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原动力，提出“人的质量是一切产品质量的基础”，直接将质量深深植入民族的精髓。“德国制造”从不以价格为优势，而始终专注于产品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和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质量如今早已不再是一种简单民族文化，而是超越了国界与种族，成为“放之天下皆为准”的人类卓越文明。

　　当代质检部门要在民族发展史上立下千秋功德，首先就要有超越文化的豪气与胆识，不能再仅仅重复扮演千年未变的质量文化传承者的历史角色，而是要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开拓者视野，用质量的标准来改造中华民族，让质量中国不再是一个缺位的梦想，而是成为我们每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