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米”含镉量超标问题全盘解析

　　湖南大米因为含镉量超标问题，一再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广东省一直是湘米的重要流入地。2013年5月22日凌晨，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下称广东食安办）公告称，广东省工商局、广东省质监局共抽检出31批次镉超标大米。按产出省份划分，其中14批次来自湖南，4批次来自广东，4批次来自江西，2批次来自广西，7批次产地未标明。

　　此前的5月17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13年一季度广州餐饮环节抽检情况：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率达44.4%；抽检18批次， 8批次镉超标，其中6批次镉超标大米的产地为湖南省。

　　镉，原子序数48，是一种有光泽银白色重金属，化学符号是Cd。镉不是人体必需物质，对人体有百害而无一利。198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出具全球意义的12种危害物质，镉被列为首位。

　　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化学物质，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物质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稻米，再进入人体。这条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

　　学者曾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

　　镉米问题近年在中国各地多有曝光，但此次曝光集中于湘米，且暴露的问题如此严重，实属首次。

　　广东省《南方日报》2013年2月27日发表题为“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道，称2009年深圳粮食集团从湖南省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深圳质监部门检测，该批大米镉含量超标。

　　上万吨湖南镉米的来源，包括“国字号”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在湖南省的多家直属库。报道中点名的中储粮湘潭直属库发送了1200吨早米，长沙直属库发送了2000余吨。此外，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发送了5000多吨。

　　《南方日报》的该篇报道还称，该报记者在广州市场随机抽取多批次湖南大米，“结果均显示镉超标，属于不合格产品。”

　　根据这一报道，中储粮湘潭库、长沙库、益阳库、湖南金霞公司、湘潭县裕湘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等多家粮库相关负责人，均承认“湖南普遍存在大米镉超标的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湖南省是中国大米产量排名第四的省份，占全国的11.01%，达1100多万吨。

　　湘米镉超标问题曝光两个多月以来，湖南省的米农、米商受到严重打击，湘米在全国多个省市滞销。

　　在闻名全国的湖南省兰溪米市，多位米商向记者估算，当地至少有70%左右的大米加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多位湖南米农也告诉记者，如果湘米继续滞销，他们有可能考虑从下半年起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甚至弃种大米。

　　在湖南大米的原主要销售省份之一广东，2013年月3月至今，因镉米事件影响，湖南大米严重滞销。记者在广州和深圳等地的粮油市场中，难觅湖南大米踪影。

　　截至本刊发稿，面对多方质疑，湖南省官方尚未作出公开回应。

　　多少超标？

　　湖南官方称镉超标大米“应该还是占少数”，但多项学术研究指出了更严峻的现实。

　　从当前形势看，全国多地公众已对湖南产大米不再信任，广东、福建等主销地大量米商选择拒卖湖南大米就是明证。

　　广东省此次对库存大米镉超标情况的检查及披露情况较为透明。

　　广东食安办5月22日凌晨紧急发布的全省大米质量抽样报告显示，广东省质监局对全省618家（目前广东共有729家大米获证企业，其中111家停产）大米生产加工企业成品库房中的大米产品进行抽样，开展重金属镉含量项目的检验，共抽检大米成品762批次，合格751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为98.6%；广东省工商局共组织抽检大米342批次，其中镉含量项目合格322批次，不合格20批次，合格率为94.2%。

　　显然，湖南省官方也需要尽快调查清楚并公布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该省多少比例大米镉超标，又有多少比例没有超标；二是哪些产地或品牌的湖南大米可以放心食用。惟有如此，没有镉超标的那些湘米才能重拾市场信任。

　　面对央视镜头，4月初，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承认，湖南大米镉超标的情况确实存在，但镉超标大米“应该还是占少数”。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十年前的2003年，一份来自致公党湖南省委的相关调研报告就显示，湖南全境“约有20%的稻米受到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个别地区镉的最高含量超过安全卫生标准的46倍”。

　　湖南本地的多名学者，也对湖南省的稻米镉含量有过研究。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向财新记者介绍，2005年，他曾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等六个工作区的早、晚稻米进行测量分析，结果让他沮丧。

　　童潜明介绍，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即0.2毫克/千克，素有“湖南粮仓”之称的洞庭湖区，在那次测量中，“稻米40%以上超标，蔬菜几乎全部超标。”

　　2009年，由中科院、华南农业大学、厦门大学和英国亚伯丁大学的Williams、雷鸣、孙国新、Andrew、朱永官等八位专家组成的调研团队，在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第三期刊发的一项调研结果，披露了更为惊人的情形。

　　这个科研团队对湖南全省矿区及市面上的稻米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在湖南全省范围（矿区）采集的100个稻米标本中，只有15个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对镉、铅、砷的要求，65%的稻米超过国家食品标准对镉的规定。

　　这个科研团队甚至在论文中直言，在检测样本中，湖南北部17%、南部45%、中部64%和东部86%的稻米，“不适合供人类食用”。

　　2010年，前述论文的部分作者Williams、雷鸣及孙国新等人，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报》第11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称，研究团队在湖南市场抽检了112个大米样品，结果64%的大米样品镉含量低于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值。换言之，有36%的大米镉超标。

　　超标多少？

　　湖南省的镉超标大米轻微超标、严重超标均有，产自土壤污染区的严重超标稻米目前比例不明。

　　在镉超标大米比例之外，公众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湖南的镉超标大米，镉含量有多大？

　　日本等国的大米镉含量标准宽于中国1倍，为0.4毫克/千克。中国国内多位受访学者，由此将国内镉含量超过0.4毫克/千克的大米称为严重超标米，将超过国标即0.2毫克/千克、低于0.4毫克/千克的大米称为轻微超标米。

　　记者调查发现，湖南省的镉超标大米两类皆有。产自土壤污染区的严重超标稻米，目前比例不明。

　　南京农业大学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告诉财新记者，2008年4月间，他的研究团队曾向湖南省株洲市新马村村民索要两份原产米做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2006年1月，株洲市新马村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因不明原因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

　　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新马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镉等重金属严重超标。

　　类似的严重污染，还发生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中，以及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近年已被禁种稻米）等多地。

　　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已经发放20多年。

　　前述学者雷鸣等人在论文中指出，湖南省的污染区，精米的镉含量为0.65毫克/千克。衡阳常宁市水口山矿区稻米样品的镉含量最高，其次是来自株洲清水塘冶炼区和湘潭锰矿区的稻米。

　　湖南省的另一类镉超标大米为镉轻微超标大米。从当前采访情况看，此类镉超标大米可能占超标米中的多数。

　　2005年，湖南当地学者童潜明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六个工作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晚稻米镉含量平均有0.23毫克 /千克至0.26毫克 /千克。

　　雷鸣等人在《环境科学学报》刊发的论文也显示，在湖南市场大米样品中，镉的平均含量为0.28毫克/千克。

　　2011年，一位熟悉湖南省稻米质量、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记者，湖南省相当大数量的未污染稻田，土壤酸性较大，目前种植的部分稻种在此情形下镉吸附能力强，进而导致大米镉轻微超标。

　　他还认为，来自所谓土壤污染区和非污染区的两类镉超标米中，非污染区镉超标米所占比重可能更大。

　　镉从何来？

　　稻田的镉污染主要来自常年的灌溉用水，而水中之镉来自铅、锌、金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过程。

　　湖南部分大米镉超标，镉从何来？

　　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对央视解释了部分湖南大米镉超标的原因。

　　尹丽辉说：“湖南本身是鱼米之乡，也是农业大省，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有色金属之乡，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湖南农业产地的背景。特别是有色金属的开发带来了污染，特别是湘江流域这一带，这也是一个现实。”

　　稻米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稻田，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的观点与尹丽辉一致，认为湖南1949年后数十年的有色金属冶炼释放了大量的镉，这种有害物质通过水系的灌溉，污染了相当大数量的农田。

　　简而言之，稻田的镉污染主要来自常年的灌溉用水，而水中之镉，来自铅、锌、金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过程中的管理不善。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湖南铅、锌等有色金属产量长期居全国前列。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江、沅江及澧水四大流域，是湖南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仅湘江流域两岸就有超过1600家大中型工矿企业。

　　据湖南省官方的数据，聚集了湖南省60%人口的湘江流域，为其贡献了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其中以重金属污染为甚。

　　河北农业大学刘春在2011年为完成硕士论文，曾赴湖南省调研。

　　刘春的调研结论是，湘江在四大流域中，土壤污染程度最为严重，资江、沅江次之，澧水流域尚无污染。在包括砷、镉、铬、铜、锌、铅、镍七种重金属、类金属中，“镉污染最为严重，超标率达到88.6%，其中重度污染占9.1%。”

　　在水系灌溉污染之外，湖南当地学者童潜明认为，磷肥的施用是另一个重要污染途径。

　　童潜明作此判断的一个证据，是他对洞庭湖区六个工作区的研究显示，镉通过不同途径输入土壤的数值，灌溉水为0.013克/亩，磷肥为0.11克/亩。“这充分说明施用磷肥对增加土壤镉（含量的影响）不能忽视。”

　　他还对洞庭湖区浅层土壤与深层土壤中的镉含量作了检测对比，结果发现浅层土是深层土的2.57倍。而且，在没有任何工矿业污染源的地方，用于耕作的表层土壤，含镉量也超过深层土壤。

　　国外也有研究证实磷肥存在镉污染。普林斯顿大学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一项研究披露，德国对莱茵河治理的相关数据显示，通过采取对降尘和灌溉水向农田土壤排放镉的限制措施后，1988年的流域镉排放值比治理前减少57%。学者认为，多出的镉排放，可能与施用磷肥有关。

　　“磷肥是一个来源，但贡献多少难以评估，因为很少跟踪试验。”学者陈能场说。

　　部分水稻学者的研究还将矛头指向稻种。多项研究显示，目前被广泛用于种植的部分稻种，产量虽高，但对镉的吸附力较强。

　　已有的研究还指出，化工厂扬尘以及道路通行车辆的尾气，也会造成部分稻田地壤和水稻本身镉污染。但学者普遍认为，其数量应该较小。

　　未完成的研究

　　“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的力度及效果远未让人满意。

　　近年来，湖南省政府已经开始初步着手解决稻米镉含量超标问题。

　　本世纪初，湖南省开始推动“湘米优化工程”。此工程主要针对大米的外观、口感等方面，并未提到大米镉含量等问题。

　　但至迟2012年，湖南省官方开始重视大米镉含量，尽管相关研究较为低调，少为人知。

　　2012年2月，湖南省为了摸底稻田镉污染情况，启动了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稻米镉污染消减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

　　根据相关资料，这一项目由十余家科研机构共同参与，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湖南省稻田镉污染家底不清、镉低吸收水稻品种筛选滞后、耕作技术不配套以及快速检测技术起步晚等问题，提出科学对策。

　　这一项目围绕重金属镉通过“农田土壤-植物-籽粒-大米”向人体迁移的食物链过程，开展全省稻田土壤镉含量分布状况、镉低吸收水稻品种筛选、稻田土壤镉钝化及耕作技术和稻米镉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的研究。

　　项目除了明确镉污染稻田的重点控制区域，亦力图实现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镉污染消减与阻断。

　　前述相关“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的启动，表明湖南官方或已重视这一问题。但很明显，目前的力度及效果远未让人满意。

　　据记者了解，“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部分子课题已经完成，但项目何时验收、成果何时推广，还没有确切的安排。

　　然而，没有等到湖南省的这项研究需要的三年时间结束，空前的湖南镉米危机就爆发了。

　　危机让众多无辜的湖南米农、米商受到牵连。但在媒体连续数月的追问之下，湖南省官方却缄默以对。

　　2009年4月，湖南学者童潜明曾给湖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致函。函件称，对于洞庭湖区大米是否存在镉严重污染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希望组织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研讨。但这样的讨论一直没有到来。

　　据记者了解，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时任相关领导曾就大米镉含量有关问题作出批示。这些批示多数要求“防止炒作”。

　　“如果当年就超过0.2毫克/千克、不超过0.4毫克/千克的镉轻微超标大米是否安全，是否对人体产生危害等问题展开公开讨论，湖南大米也不至于现在面临这个处境。”童潜明说。

　　虽然有沟通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层的渠道，但这一次，学者童潜明和农民曾文亮一样，依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明确的说法。

　　正是湖南官方的沉默对待，在一定程度上使湘米镉问题持续发酵，使省内米农和米商以及省外的湖南米顾客，陷入一种未知的恐慌。

　　秧苗已经插到了田里，湖南米农曾文亮却开始担心收入。2013年，曾文亮已播种了千余亩稻田，他不敢想像未来可能无人收米的情形。

　　“这大米我们吃了千百年，祖祖辈辈都在吃。怎么就有问题了？这个事，必须有一个说法。”曾文亮说。

　　兰溪米市的米商彭佑林一再重复说：“（我）不敢再收购稻谷了。等这轮早稻上市，估计也没有人敢收了。”他认为，起码散户（单个农户）的稻谷，米商肯定不大敢收，因为没有检测报告。

　　截至本刊发稿，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米市中，湖南大米依然少有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