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我们正站在绳索的中段,无论我们试图朝哪一头靠拢,从另一端总会传来一股强大的拉扯的力量。梳理外国应接不暇的质量理论与中国管理哲学的冲突、融合,我们都能看到挣扎的痕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我们总把数量放在前面,及至后来,社会风气渐渐开放,但追求产品质量仍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时企业和个人很难寻找到获取真实需求的途径。直到现在,我们虽然拥有了许多有关质量管理的种种法律规章制度,全面质量管理也时有人提起,但从哲学的角度解析中外质管真谛的人还是显得太少。
管理哲学作为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与企业经营目标不可分割,这种有效性表现在人性化管理目标与企业绩效目标的双重实现上。纵观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从泰勒、法约尔到马斯洛、德鲁克、彼得斯,尽管经历了“经济”、“社会人”、“自我实现人”、“文化人”等不同的人性假设阶段,但把每一名员工都视为具有主体地位的创造者,是基于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认识和尊重基础上提出的。而中国式管理所说的以人为本,还需要明确的主体哲学为依托。
此外一些中国式管理的沟通技巧,如“会而不议”等,与西方管理中的会议制度完全相悖,也与管理实践中所要求的快速行动原则相冲突。有些中国式管理倡导隐藏个人创见,把个人创见归给领导,这种做法也是与西方管理的激励制度相悖的。更有甚者,一些推、拖、拉的问题化解方式,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绩效制度会产生严重冲突,也是与西方管理六西格玛精细化制度相悖的。
由此可见,一些组织虽然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认同西方质量管理科学的价值,但却把与西方管理科学不可分割的管理哲学彻底否认了。因此当社会进入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全面质量管理是否还能维持原有的局面,是否还应固守传统的观念就值得深入探讨。仅仅从这一点来看,用哲学的思想,重新定位我国的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就已是很必要的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质量报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征文探讨这一内涵,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学哲学用哲学的勇气。
应该承认,过于超前的全面质量管理手段可能不适合当下的国情,而且,吸纳奔放和自由的方式并非意味着应当丢弃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含蓄内敛。
(作者单位:河北省万全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