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危险化学品的管理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政府部门和很多企业的难题。近几年来,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爆炸等事故时有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社会影响不好。应用RFID 技术实现对危险化学品的跟踪管理,对于减少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王家振先生是RFID 应用和标准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在RFID 技术应用于危险化学品的气瓶管理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工程策划,在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该应用已被列入2006 年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项目。记者通过对王先生的采访,向读者介绍王先生在应用RFID 对危险化学品、生体跟踪(畜类饲养等)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以及从专家角度如何看待目前RFID 标准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记者:王先生,您能简单谈一下目前危险化学品管理现状吗?
王家振: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燃烧、爆炸、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性,在运输、生产、经营、使用和处理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化学物质和物品。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危险化学品生产大国,其中,上海危险化学品生产量占全国的60%。近几年,我国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事故呈上升趋势,引起政府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如何控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的监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近几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措施,不但要求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运输、保管和使用进行严格管理,而且要对盛装的容器进行严密监管。但是,这种管理由于缺乏可靠的技术手段,对于流通容器的制造、检验、使用等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无法及时准确加以判断和追溯。而且,容器的使用极为分散,如果没有一种便利和快捷的检查方法,政府的许多行政监督工作都将难以有效地实施。
记者:按照您对RFID 技术应用方面的了解,RFID 技术对危险化学品容器的管理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家振:采用RFID 技术,通常我们称电子标签,可以解决对危险化学品容器,即气瓶的动态跟踪。首先我们在每个气瓶上安装一个电子标签,以此作为气瓶唯一标识,就象每个人有一个身份号码一样,通过电子标签可对这个气瓶“身份”作出准确确认。此外,气瓶的检验、充装、配送等动态信息,可在电子标签内进行记录和更新,同时保存在数据中心的计算机内,随时提供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查询。对于高危险性化学品容器的运输,则通过电子标签与车载GPS 终端的数据通信,对这台车装载的危险化学品气瓶、车辆所处位置与状态等进行监控。监管部门通过气瓶电子标签及其建立起的计算机安全监管平台,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气瓶和违章运输行为,可进行及时干预和纠正。对于企业来说,利用电子标签具有的数据自动采集功能,可以简化气瓶检验、充装、配送等环节的操作,提高企业工作效率。今年上海市政府要求在100 万个气瓶上使用这种技术,在今后2 至3 年中,上海全市400 万个气瓶都将安装电子标签。
记者:每项新技术的应用发展总会有波折,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RFID 技术在危险化学品容器上应用问题?现在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呢?
王家振:在使用RFID 技术对危险化学品气瓶进行管理时,我们先从工业用、危险性较大的气瓶监管做起,然后再应用到民用石油液化气瓶上。首先在液氯钢瓶监管上取得成功。因为生产液氯产品的一般都是大型化工企业,条件较好,容易取得成果。对于条件较差的、企业计算机管理有困难的,采取积极引导,通过采用电子标签技术,辅导这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否则,对于长期解决不了安全问题的企业,自然将被淘汰出局。目前,在危险化学品气瓶电子标签应用推动中,政府作用是很重要的。早在2002 年国家质检总局就组织在上海进行了电子标签在气瓶安全监管应用中的研究。去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环保总局在加强我国危险化学品气瓶监管的联合发文中,提倡采用电子标签等新技术,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的气瓶电子标签应用。
生体跟踪与管理
记者:利用RFID 电子标签可以进行生体追踪,目前上海市是怎样在实际中应用的呢?
王家振:近几年,上海成功地在宠物狗上使用电子标签标识,实现了对宠物免疫监管后,目前正筹划在乳牛、生猪上使用的电子标签。与生猪相比,电子标签在牛的标识应用上相对比较简单。特别是奶牛,生长期长,产出的奶及加工的奶制品附价值高,标签应用持续时间长。上海计划采用RFID 技术与条码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将对市场上销售的牛奶是产于哪个饲养场,哪头牛,进行跟踪和追溯。此外,标签在生体上装置或植入的方法很值得研究。有很多国家是把电子标签制成牛耳标,也有植入在牛的胃里。上海对宠物狗的电子标签,是采取皮下注射。
记者:有关电子标签的标准化问题,似乎一直存在着EPC 和NPC 的争论,对此您怎么看待?对于中国电子标签标准化问题您有哪些自己的看法?
王家振:在谈到电子标签标准问题时,有人经常会提到EPC 和NPC 在编码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这个问题有许多混淆的地方需要澄清。EPC 是一个包括编码、EPC 标签、空中接口、通信协议和网络等的一个完整的系统;EPC 最终目标是在全球供应链上实现对某一单品的位置跟踪。至于EPC 编码,它不是唯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制订有相应编码规则,即使是在EPC 系统内,同样开放了非EPC 编码的应用。对于中国所有的产品编码是否应完全采用EPC,我认为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应该。因为中国已逐步成为
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将是全球电子标签最大市场,从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安全方面考虑,我国自主制定RFID 的标准,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应是情理之中。
早几年,我国颁布了GB18937《全国产品与服务代码》的国家标准,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NPC。它是对一类产品进行编码的标准。如同商品条码一样,并不实现对单个物品的编码,所以EPC 和NPC 是两种用于不同的编码方案。我国的商品条码是由EAN-UCC 国际编码机构管理,主要应用于类似超市的商品自动销售与结算,其实我国产品中可提供在超市中销售的只占整个产品很小一部分。NPC 则不一样,适用于对所有同一类的产品,包括半成品、元器件等的编码。但是,NPC 没有解决好NPC 代码的表示方法
和载体,即没有提及是用条码表示或是将RFID 作为载体的问题。如果要使NPC 过渡到用以RFID 作为载体,达到对单个物品的标识和识别,则必须对GB18937 作出重大的修改。
记者:您对政府应该在RFID 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王家振:原来有个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后来因故叫停了。目前,信息产业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企业参加非常踊跃。这个标准工作组包括了电子标签与读写器、频率与通信、数据格式、信息安全、应用、知识产权等多个专题领域。我建议政府部门之间应加强对RFID 标准化工作的协调,如在编码问题上,我认为编码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各个方面对此统一认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