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运多舛的标准希望能借助中国政府倡导自主创新的曙光获得转机
“NPC和WAPI是我们最悲壮的两个标准。WAPI死于对手围攻,而NPC则是被自己人掐死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建,恰巧与这两个标准都渊源极深。
与WAPI不同,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标准看来确实是死了。06年5月8日,记者在北京市质监局目睹了NPC的运作机构中标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标公司)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强行“收编”(详见《商务周刊》2005年5月20日封面文章《一个国家标准的意外休克》)。
5个月后,2005年10月11日上午,NPC的7家代理商被召集到国标委会议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主持会议。据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说,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李忠海代表国标委及国标委党组正式宣布NPC项目彻底停止,并代表国标委向代理单位道歉。“面对代理商的置疑,李忠海表示NPC就是干也是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下称物码中心)干起来。”这位知情人表示,“这就等于将NPC交到其对头——国外的EPC手里”。
成立于2002年的中标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股东共有三个: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占50%股份,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占30%,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占20%,后两家股东实际控制者为国标委。中标公司的业务是负责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NPC代码的推广、注册与管理。2003年2月11日,NPC被正式颁布,标准编号为GB18937,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但自2004年以来,NPC与另一个代码标准——由国标委下属单位物码中心所代理的美国EPC标准,在国内各地发生激烈冲突。一些人认为,这涉及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如何无障碍地融入世界大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NPC和EPC的标准之争,不仅关系到一个价值数千亿元市场的经济利益由谁掌控,更涉及到自主知识产权、国家经济信息安全与主权尊严。
电子标签技术和产业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技术推动力,孕育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有专家预计,2010年前电子标签市场将增长255%,全球市场将达3000亿美元。
NPC标准从技术研发、机构动作到市场推广被全部终止,不甘心的NPC寻找一切向上申诉的机会。全国政协委员杨匡满即是因此由被动到主动地参与其中。去年5月初,中标公司的股东代表找到杨匡满寻求帮助。这位作家并不了解NPC和EPC之间的恩怨,对于技术更是一窍不通。“但我知道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保护我们的自主技术、自主创新。”杨匡满说。
杨匡满把基本事实弄清楚就花了两天的时间,为了能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他受鑫科运通公司委托以监事委托人的身份参加了去年5月8日上午中标公司最后的董事会,目睹了双方的争论后,杨匡满觉得自己有了基本的判断。“我对技术可能不是完全能弄懂,但是我看得出谁理亏。”他说。
杨匡满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两天后,他联系了6位科技界的政协委员,共同研究了资料后联名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他说:“大家觉得毫无疑问要支持NPC,这个问题必须让中央) 领导知道。”
5月17日,这封信和其他材料以特急函的形式由政协办公厅递交到总理办公室。很快,国家信息办专门成立了调查组。
几个月来,调查组先对双方进行了背对背的调查,而后又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目前尚不清楚调查的最终结果,但NPC还是有了些须转机。2005年年底,电子标签的标准制定工作在停顿一年之后,又重新启动了。
早在2003年11月,国标委正式批复成立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统一负责与电子标签有关的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王立建任组长,李西平等人为副组长,秘书处设在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可以看出,这个电子标签工作组与NPC算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于此后国标委已经明确放弃NPC,转而支持美国EPC,2004年9月,国标委宣布暂停工作组的相关工作。
但此后,明确支持NPC的国家信息产业部继续筹备这项工作。2005年11月4日,“中国RFID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暨全球RFID中国峰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同时宣布重新组建电子标签工作组。12月2日,又召开了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产业联盟最初汇集了50家成员,但参会单位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王立建说:“11月4日的会,我们考虑到会有更多的人来,准备了80套资料,结果来了120多人,12月2日参会人数超过200人。”
重新组建的电子标签工作组由信产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张琪兼任组长,王立建、李西平也作为工作组成员参与了上述两次会议。会上还确定了7个专题组:总体组,知识产权组,频率与通信组,标签与读写器组,数据格式组,信息安全组和应用组。
这7个专题组基本是按电子标签所涉及的相关技术划分的,并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组。张琪在会上特别指出:“知识产权问题与电子标签同样重要,所以应该单独分组。”
张琪对《商务周刊》强调,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要坚持自主创新、以我为主的原则,“特别是对涉及产业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数据管理”。
王立建介绍说,新的电子标签工作组和产业联盟是开放和透明的,但是美国EPC标准没有参与进来,他认为NPC与EPC之争涉及到国家基础经济运营数据的安全。“数据库可以看成仓库,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到别人的仓库里呢?这既涉及到技术所有权,也涉及到未来的管理权”。
王立建表示,工作组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将在今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确定,他目前考虑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电子标签所占用的频率;二是数据库和编码。
虽然河面水流不息,但河底仍然沉寂。即使相关各方一直在努力推进电子标签本土标准继续走下去,由于国标委决心已定,NPC的技术研发、应用、推广、组织运作等各项工作仍处于停止状态。
据上述知情人透露,在去年10月国标委召集的那次NPC代理商会议上,李忠海向7家代理商再次强调,中国物码中心推广条形码和EPC的收入,是各省标准机构起死回生的两条救命稻草,因此各地方技术监督局把它看的很重,“他们在其中得到了利益,地方反对这个做法(指推广NPC)是很自然的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立建和张琪都表示不能确定电子标签一系列标准的出台时间表,也无法预测这个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极为重要的标准究竟是以国家标准还是以行业推荐标准出现,但他们十分肯定:“将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
凡是自主创新的,就要支持
——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张琪谈电子标签标准制定原则
《商务周刊》:标准之争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尤其是像电子标签这种包括网络应用在内的涉及面广的系列标准的制定和推行,对于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一个考验。电子标签的本土标准现在在国标委那边似乎遇到巨大的阻力,那么此次信息产业部重建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主要工作是什么?
张琪: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的工作原则是“联合、服务”,在制定和推广电子标签国家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将与国内各大部委密切配合,加强沟通和协调,广泛吸纳各方意见,站在国家的、全局的高度,坚持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尽可能让RFID技术、电子标签产品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
我的工作主要是把握好方向和加强协调服务。十多年来我们组织协调“金”系列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深刻感到凡涉及众多部门和地方的社会信息系统工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管理和协调,往往是三分靠技术、七分靠协调,有时甚至是一分技术和九分协调。电子标签标准制定涉及面广,肯定是项困难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协调好各方意见和利益,把事情做成功。我们要讲真话,干实事,有所作为,不负众望。
《商务周刊》:您曾多次强调,从金卡工程到电子标签应用,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自主创新,以我为主。很多人说,既然国外已经有标准了,我们为什么还自搞一套?
张琪: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项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信息化推进都要始终不忘这一基本国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靠从国外引进购买产品满足国内应用的需求,必须植根于自己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此外,电子标签应用范围极为广泛,我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又是全球重要的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电子标签今后将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将涉及重要产品、装备的管理和物流信息,直接涉及国家经济与信息安全、国防与国家安全。这类的信息数据库绝对不能受制于人,建在外国的标准之上,那样做,等于把数据库设在国外,把包括重要战略物品在内的核心信息控制在外,还要按其规定交纳巨额费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坚持RFID标准制定必须以国内为主,坚持自主创新研制。在信息化时代,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电子标签应用与相关管理必须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我认为RFID无论是技术标准、产业发展或应用都要立足于自主创新,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不是美国的、不是欧盟的、也不是日本的,中国就是中国!
当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与信息时代,我们同时要考虑到互联互通与兼容。我们绝对不搞阎锡山的“窄轨小铁路”,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又要保证互联互通,要博采众家之长,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商务周刊》:但是对于国内的自主标准,比如NPC,始终有质疑的声音,认为它们不够成熟,您怎么看?
张琪:NPC是国标委组织拟定的国内标准,我们一定会采用。只要是国内自主研发的我们都会支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继续修改、完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在国家的、全局的利益上,坚持联合,做好服务,努力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点是不可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