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贸易顺差的反思

　　从1994年起的11年间，中国连续出现贸易顺差，并逐步扩大。继2005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后，今年1至8月贸易顺差累计达到946.5亿美元，不论是累计数还是当月数，贸易顺差均逐月增长，并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在经历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宏观措施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相反，变得更加扑?迷离，难度一再加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至今我们尚未探究清楚我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及其内在形成机制，是导致各种政策措施失灵的根本原因。在我们因高额贸易顺差而背负巨大政治经济压力的同时，我们所应做得是在在心理上好好反思一下当前贸易顺差形成的客观背景及长期以来所坚守的经济贸易政策，这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贸易顺差奠定前提，否则，只会重复“头痛医头”、“脚疼治脚”的老路。

　　反思一：对待顺差的国民态度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贸易顺差更多的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所造成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是和客观世界环境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就中国而言，当前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不是短期内中国一国做出调整可以解决的。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是一种“转移顺差”，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中国对欧美的顺差是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综合表现。因此，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复杂的变化。相反，这种变化更多是代表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所带来的机遇，而不是问题。比如，中国过去几年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这实际上是中国劳务附加费的一种体现。因此，对待贸易顺差，我们不能只看海关的统计数字，不能只看物质商品货物的国际贸易关系，还要将之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观察国际贸易是否平衡。否则，只会“一叶障目”。

　　反思二：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内生性出口增长能力十分欠缺。近几年出口增速虽然很快，但大部分属于跨国企业内部贸易，很多出口只是跨国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转移，中国在全球的角色仅仅是一个“加工中心”。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力量还很有限。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十分缺乏。近年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的比重虽然逐年加重，但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掌握了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本土企业在这一领域创造的附加值和利润则大打折扣。如彩电、手机、DVD等，中国世界产量第一，世界出口第一，但出口厂商获得的比较利益却非常低。无论是专有技术、专利、商标还是国际销售渠道，基本不掌握在中国自己的企业手上。机电产品的出口也主要限于加工组装环节。因此，对待贸易顺差，我们理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切不能因贸易顺差而盲目控制甚至减少出口，相反，应不遗余力地扩大一般贸易、高端技术和自主产权等产品的出口。

　　反思三：对外贸易的主导思想

　　在重商主义思想的主导下，我国外贸政策长期以来把重点放在扩大出口贸易上，然而，在经过本轮经济增长后，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的一个新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弊端随之暴露无遗。在高油价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劳动力、资金和环境资源价格生产要素都将全面上升，并导致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利润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应由以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向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大国经济转型。其中，扩大内需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加进口。事实上，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进口对增加要素供给、推动技术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进口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的作用尤其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外部输入型的发展模式，其现代经济结构不是“内生”的，必须从外部输入。当然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创新也很重要，但首先必须从外部输入基本的现代经济结构，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进行消化、吸收和进一步创新。因此，对待贸易顺差，我们必须考虑适时推出外贸整体协调发展政策，改变过去只鼓励出口数量的贸易促进政策，在进口方面，实行更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进一步大量购买国外先进技术、专利，这样才能使国家创新，使国家的发展能够走一个更加快速的道路。

　　反思四：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度

　　贸易顺差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增速快于进口增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无疑是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另外，近两年国内产能增加很快，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为产品寻求海外市场，而纺织品配额取消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客观上也有利于企业扩大出口。然而，中国贸易顺差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7.7%，并未跨过国际标准10%的“警戒线”。而且，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外贸顺差里面还隐藏着伪装成贸易的资本流入。据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的计算，由于虚报货值和转移定价帮助外汇资本流入，2005年我国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隐藏了约670亿美元的非贸易资金流入，真实的贸易顺差仅有35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虚增成分不仅夸大了我国经常项目的收支差额，而且还会使经济增长速度虚增。因此，对待贸易顺差，我们还需要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入手，严厉打击“虚报货值和转移定价”等操作违规等商业行为，使贸易顺差更能准确科学地反映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真实面目，以免误导国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反思五：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

　　解决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人民币适度升值。然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形成机制，以及加工贸易顺差占总体贸易顺差比重大等特性，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对汇率调整呈现出一定的“刚性”特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非但不能够有助于平抑贸易顺差，而且相反还会陷入独特的政策困境。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对立足于一般贸易与其他贸易形式的企业而言，则面临完全不同的境遇。币值的提升直接增加了这些贸易形式出口商品的价格，进而降低这部分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尽管目前总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态势表明，缓慢升值的人民币暂时未对中国企业出口形成打击，但是，持续攀升的币值最终必定会减弱国际市场的需求。可以说，加工贸易的特殊顺差形成机制，已使我国外贸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必然相应大幅增加贸易顺差，从而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压力；而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顺差的扩张影响较小，反而遏止了一般贸易与其他贸易的发展。这将进一步扭曲我国业已失衡的外贸格局，进而酝酿着中国经济未来巨大的调整风险。因此，归根结底，中国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全球化下的市场分工所决定的，是全球制造业持续向中国转移的反映，是一系列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失衡导致的结果，而不能将关注点仅仅放在人民币汇率上。面对贸易顺差，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应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不是限制出口。同时，调控的手段应更多地依靠市场自身调节，而不是行政手段干预经济。

　　作者简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WTO与中国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