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评级新秩序需要“中国版”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最近在北京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其中“国家信用评估美国低于中国”，引发舆论热议。

　　据了解，大公发布的50国信用等级是依据其“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下创立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做出的。

　　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大评级机构垄断国际评级体系，导致该领域出现许多弊端。目前，不少国家都提出要构建国际信用评级新秩序。那么，中国评级机构在这一进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又有哪些障碍需要突破？

　　就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

　　国家信用评级“中国版”

　　为何惹争议

　　记者：大公发布50个国家信用评级，不少国家主权级别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结果大相径庭，尤其是其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低于中国，引起舆论热议。大公所依据的国家主权评级标准与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现行国际评级体系有何不同？

　　关建中：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作为大公倡导的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率先破题——2009年5月大公发布了中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信用评级方法，于年底完善形成了一套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并据此发布50个国家信用评级。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包括五个要素：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建立为正确揭示国家信用风险奠定了基础。

　　而国际现行国家主权评级标准的核心内容也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二是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三是用金融和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作为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判断标准；四是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国际货币发行权作为获得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五是忽视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根本地位，把举债能力作为衡量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判断标准。

　　可见，大公倡导的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与现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奉行的国家评级标准，在立场、思维、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本质不同，评判出的信用等级与西方评级机构的结果当然也会不同。

　　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已被外来评级机构所主导，资产定价权和金融“话语权”一旦旁落，可能危及我国金融安全。这是参加全国两会部分代表委员的焦虑。

　　构建“中国特色”的

　　国际评级体系

　　记者：改革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国内有多名专家呼吁，要立足中国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如何从国际视角看待“中国特色”，如此提法能否被国际社会接受？

　　江涌：作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判断一个国家或企业债务信用级别的标准，应该是这个国家或企业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到期外债本息的能力，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标准。

　　信用评级的结果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与稳定。因此评级机构必须向市场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必须是独立运营的机构，当然还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管。

　　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不仅不排斥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反而更强调其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由此而言，我们所说的评级体系应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记者：我们该如何构建符合中国特色和被国际所认可的信用评级体系？

　　吴红：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的增多使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下降，信用风险上升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仅仅依赖市场自身创造的机制也被证明是弊大于利。因此，国家必须将社会信用风险的系统管理纳入国家管理职能范围。

　　比如，对信用评级行业的国家监管应该明确统一的监管机构，而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能时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循信用经济和信用评级业的客观发展规律。

　　国家要通过制度约束来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首要责任是公共责任，避免利益冲突对评级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干扰，还要培育自主品牌的权威评级机构，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此外，要保障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中国信用评级形势严峻

　　记者：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是有意在低估中国主权信用评价，您如何看待？

　　吴红：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实际上就是由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所垄断的评级体系。它们所采取的信用评级标准是美国的标准，而非国际标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所有的次级贷款MBS债券评级中，给予了大约75%的债券AAA的高等级、10%得到了AA、另外8%得了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经三大评级机构评级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购买，特别是在欧洲发达国家，等于是将系统性风险扩散到了全世界。美国评级模式的弊端还蔓延到国际评级领域，表现为美国一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

　　三大评级机构在主权信用评级和跨国企业的评级中，不是或不完全是从正确揭示信用风险的角度评价其他国家、地区和企业信用风险。

　　以中国为例，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高达46.61%，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2.8%，总债务余额占GDP比例为18%，这些指标充分表明中国的偿债能力远远好于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但三大评级机构给中国主权外债信用评级却是“A1”和“A+”级，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评级。他们不顾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外汇实力快速提高的事实，明显低估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而压低了所有同中国有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用级别，增加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成本。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道德”和“标准”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已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主权债务危机中暴露无疑。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以及欧盟诸国，都已意识到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纷纷通过制度构建和培育本土评级机构等形式与三大评级机构争夺评级话语权和资本市场定价权。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就此创造性地推出了建设“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理论构架，可谓顺势而为。

　　记者：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收购中国评级机构的方式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进入美国市场时却屡屡受阻。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稳定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吴红：正如你所言，一方面，中国评级公司正在被外国同业巨头掌控，给中国金融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风险。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为首的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大规模收购中国评级公司。在中国5家大型信用评级机构中，除大公以外，其他4家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控制。前后不到两年时间，美国评级机构就基本上控制了中国三分之二的信用评级市场。

　　另一方面，大公作为中国独立评级机构，自2008年7月就启动了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申办工作，然而在经历了美国证券交易管理部门极其严苛的审查后，被两次“延期批准”后，实际上是以“莫须有”之名被拒之门外。

　　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地跨入一个信用时代，然而中国信用评级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将给中国经济安全乃至世界经济稳定都带来巨大风险。

　　从国内看，中国信用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凸显了准确揭示信用风险的重要性。中国正在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信用经济的大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性力量，任何在信用风险监控上的明显失误都有可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从国际看，中国的对外投融资行为需要信用评级来揭示全球信用风险，确保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正当利益得到应有的维护。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国，下一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放开，中国可能成为民间债权国，大量的国际投资都需要有及时准确的信用评级信息做指引。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将使中国逐渐发展为国际重要的金融中心，如果不能尽快提高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在国际评级市场的话语权，就无法获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市场定价权。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中国信用评级机构提供可靠的风险信息。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6月下旬召开的多伦多G20峰会上指出，“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