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品新国家标准卡着谁的喉咙

　　自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之日起，争论就不曾停止过。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人们不知道屈从于哪一个。新标准中对原奶质量的框定照顾了国情，却失了人情。其根源则是乳制品行业不及根本的发展方式。最麻烦、最艰难的奶源问题再次暴露而无从回避。此题不解，标准高低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业内人士说。

　　今年6月1日起，由卫生部批准公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其中包括66项具体标准，涉及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所有乳类和乳制品。这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对1986年颁布的乳品标准进行的一次重大修订，被业内和公众寄予厚望。然而，它的出台却引起了论战。

　　当下，论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蛋白质含量，新国标中，蛋白含量每100克含2.8克，这个数字低于国际标准3.0克，也低于1986年旧国标的2.95克；二是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有人惊呼，新标准一夜倒退25年。更有舆论指出，这个乳品新国标让“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

　　高标准闹不好就是“逼良为娼”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认为，舆论拱火是没有道理的，以我国的发展水平而硬要和国际接轨也是不可能的。新标准是在平衡了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既有食品安全的基础，又保护了养牛户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要升高标准，最后的结果对谁都不好。”

　　罗云波及其他支持者所说的国情是，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不同，中国的奶牛养殖以散养为主，牧场比例较低，上规模的优质牧场更是凤毛麟角。在众多所谓的奶源基地，一家一户的养殖随处可见。多则几十头，少则三五头。此种情况下，对于牛的品质很难保证，故而奶的蛋白含量和菌群数量都很难达到高要求。

　　中国奶协数据显示，国内奶牛养殖仍以小规模散养为主，1头至5头奶牛农户比例达78%%,6头至20头所占比例约13%%,其散养规模占全国奶牛总存栏量的80%%~90%%；农业部调查数据显示，国内最大的一些乳品加工企业，夏天时蛋白质含量基本都达不到2.95%%，个别情况下甚至低至2.26%%，达标的企业寥寥无几。

　　因此，罗云波认为，高标准看起来是好事儿，但是闹不好就是“逼良为娼”，反倒不利于消费者。“标准过高，达不到就是次品，要么降价，要么倒掉，奶农肯定不乐意。奶农挣不到钱，精饲料就买不起，奶牛就更养不好。如此恶性循环。谁能得到好处？”他说，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跟标准高也有关系，本来没那么多蛋白含量偏要求那么多，难免不出投机取巧的，何况，食品安全监管成本非常高，“法苛罚疏，乱象滋生”。

　　有专家指出，公众应该“正确地”理解标准，不要过于纠结高低远近。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处副教授陈渝说，新标准并非没有照顾到食品安全，不管是蛋白质含量，还是菌群数量的规定，都是人体可接受的；新标准只是一个最低限，它不妨碍企业生产更高品质的牛奶，消费者也可酌情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陈渝也强调，近些年来，随着奶牛品种的引进和改良，牛已经不是大问题了，然而，优质牧草却是难以增加的。“牛奶蛋白质含量的关键在于优质牧草，可是我国的牧草资源较为缺乏，而且也没有大面积改观的空间，不可能把耕地改种牧草吧。”他说，没有牧场，规模化养殖就实现不了，牛奶高质量就是空谈。不是标准低，是奶业的实际情况如此。

　　之前，卫生部有关人士就此解释说，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系统修订微生物指标，按照国际通用原则改进了微生物的采样方案，与国际标准的要求完全一致。与以往比较，新标准“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法》要求，突出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限量规定，体现了标准的强制性”，“符合中国国情和产业实际，注重可实施性，并精简了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文本内容和格式，明确标准的统一归口解释部门，体现了标准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新标准置广大消费者健康于何地”

　　指责的也不在少数。国畜产品加工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骆承庠对媒体表示，“中国奶业完了，新标准名义上照顾奶农利益，实际上却把牛奶业搞得乱七八糟。”他说，新标准将次品变正品，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反对者主要观点是新标准与科学化饲养奶牛、提高奶牛品质单产的产业初衷相背离，达不到引导产业向前、向好发展的目的。有评论质问道，“中国乳业发展这么多年，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多，世界乳业20强也有排进去的了，而原奶质量却从未上升甚至是下降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追问为何有这样的结果？其中，政府和行业管理者有什么责任？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法律上去默认、就低？即便是有我国奶牛养殖方式的现实，新标准这么规定也是在保护落后，使我们直接输在起跑线上，置广大消费者的健康于何地？”

　　也有人提出，标准制定过程本身很值得商榷。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魏荣禄告诉记者，标准的制定不透明、公开，专家意见未得到充分表达，深受企业的左右。“这个标准受益最大的是某些大企业，他们可以继续增加市场的份额。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不用说了，奶农的利益也并未得到保证。因为标准降低了，更多的人就不相信国产牛奶了。”他说，从来只有让被监管的企业去接受标准，哪有让标准去适应企业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大家都生产次等品，岂不是各个产品的标准都要往下调？

　　对于具体规定，他指出，如果菌落总量达到200万，那就意味着，挤奶的卫生环境极差，苍蝇到处乱飞。因为原奶在未挤出之前是不可能如此的，除非是奶牛生病了。奶牛场卫生环境的好坏，直接导致菌落总量的多少，而这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按照规范的饲养方法养殖，可以培育出更高标准的奶源。”魏荣禄说，目前上海产的生牛奶的菌落指数就能控制在10万以内，而福建南平的牛奶甚至可以控制菌落指数在5万以内。

　　乳业硬骨头到了啃的时候

　　一位业内人士则对记者分析说，标准的高低不是问题的本质。争论的意义在于，中国乳业过去近30年高速发展，最容易的部分都走完了，剩下的就是谁都想回避的硬骨头了。“什么是硬骨头？奶源。散养的国情注定了奶源建设是最复杂、最麻烦的，所以从政府到企业谁都不愿意认真去做。企业是忙着营销，玩概念，不费事儿也收钱快。政府是得过且过，不出大篓子就当没事儿人。几十年积累下来造成了当前的尴尬。标准高了，没有牛奶；标准低了，消费者不高兴。”

　　事实上，在中国乳业繁荣的光芒下，那些广为人知的丑闻大都跟奶源瓶颈有关。当年，复原乳——进口奶粉勾兑回液态奶——的出现即是最明显的例证，三聚氰胺也是。“中国出现复原乳最能说明乳品原料的缺乏，没有那么多原奶供生产，但是市场在一天天变大，怎么办？脑筋活的企业就有了这个坏主意。三聚氰胺最能说明高端原奶的缺乏，明明蛋白质含量没那么多，偏偏检测时以此为据，那么弄虚作假的就来了。事发后，人们从道德上谴责，从监管上反思，都没有错，但最基本的现实却无人问：如果有足够多的好东西，哪还有那么多作假的？”该人士说，标准的争论再次提醒人们：大家都想喝高品质奶，原奶如何来？企业再神通，添加剂日新月异，牛奶的口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高质量却是魔术师口袋里没有的。

　　目前，奶源建设多半责任落在企业头上。作为下游，在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乳品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唯恐牛奶被竞争对手抢走了，根本无法真正促动奶农提高牛奶质量。一位龙头企业的老总一方面深刻理解“得奶源者得天下”，一方面不无抱怨地说，“我们是做蛋糕的，现在让我们管种小麦的，这合理吗？！”

　　问题是，在当前的利益链条中，奶农也不是强者。他们所获甚微。“一斤奶，好的也就卖三块，次点的才两块多，刨去饲料、人工，我们就没挣到多少钱。没钱，我怎么把牛伺候的跟神仙似的？怎么让牛产出高质量的奶？”黑龙江肇东一位奶农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