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国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 他们能不贬值吗

　　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学家学术水平和道德良心的争论，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民间关注，清晰地显现出社会大众对于少数学者学术公信力下降的强烈不满——无论谎言看上去如何完美，最终总是会被现实无情击碎。

　　随着科龙董事长顾雏军的倒台，曾经喧嚣一时的“郎顾之争”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是非判断。尽管不乏几分尴尬，那些一度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者们依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照样冠冕堂皇地亮相在公众场合。

　　然而，社会公众的忍耐已经到了顶点。这一次，香港学者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断言，引爆了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家道德危机的大争论。

民意：经济学家贬值了

　　身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显然对内地经济学家颇有微词。除了认定“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他更是公开批评这些如过江鲫的学者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

　　如同经济学界一再出现的情形一样，丁学良的观点立即遭到重量级的反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丁学良的批评是不公正的。

　　李剑阁说：“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作为香港学者，他(丁学良)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就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

　　然而，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民意调查为丁学良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民意支持。调查显示，83%的公众支持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声名显赫的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和樊钢等均被排列在外。

　　事实上，质疑某些经济学家“道德良心”的声音始终存在，只是一直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充分关注。直到郎咸平公开炮轰资本大鳄借改革之名鲸吞国有资产，人们对于若干大牌经济学家的批评才加速升级。

　　与“郎顾之争”不同的是，正在进行的这次论战不再拘泥于改革中的具体问题，而是将矛头直指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以及道德良心。

　　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公开承认，公众对经济学家诸多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经济学家的个人行为背离了专业人士所应当具有的职业规则。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则表示，一些功底太差的经济学家说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从而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

　　耐人寻味的是，在民意倾向相当清晰的背景下，为经济学家“开脱”的声音竟然在一些媒体渐成气候，大有驳倒“批评派”声音的趋势。

　　争论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集体质疑？

学者公信力集体下降

　　以下是出自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惊人观点———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3000点。”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

　　这些有悖常论与公共道德的言论，竟然能够被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毫无羞愧地大谈特谈，正是导致公众逐渐对经济学家失去信任的重要原因。

　　一个被梁小民引用的例子是，他曾经在沈阳的出租车上听到“的哥”抱怨说，爹妈听信经济学家“中国股市冲上5000点”的鼓噪，把一辈子积攒下的养老钱都买了股票，结果血本无归，只能天天骂经济学家出气。

　　另一个故事同样来源于出租车。一位穿着印有学校名称衣服的商学院研究生打车回家，司机追问“你认识你们学院的××吗？”这位研究生以为自己老师名气很大，颇有自得。谁料，司机气愤地指责这位经济学家没有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和房地产开发商一个鼻孔出气，合伙误导老百姓买房”。

　　毫无疑问，在股市、房价、国企改革等涉及民生根本的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忽视大众利益轻薄妄言，甚至被资本“收买”后定向制造“学术言论”，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的痛恨和鄙夷。

　　曾经风光无限，而今跌落“圣坛”。今天，中国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已经深陷危机。

期待重拾学者道德

　　进入2005年，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让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受到空前质疑。一方面，他们是著书立说的学者，洋洋洒洒的宏论动辄得到高层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常常在多家企业身兼要职，凭借提供“私人服务”收取巨额报酬。

　　一些熟知内情的传媒人士透露，一些经济学家经常热衷出席全国各个城市的讲座和论坛，每次的出场费经常高达10万元，却很难在他们供职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觅得踪影。

　　“如今，听到经济学家发表的言论，我们根本分不清他们究竟是以哪个身份在说话。”面对中国诸多经济学家身兼数职的现状，一位股民这样表达自己的困惑。

　　更多的人们则发出了更为强烈的不满之声——在企业兼职领薪难道不会影响经济学家发表学术观点时的“公共良心”？经济学家大量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难道不是“学商勾结”？

　　显然，除了一些经济学家无意遵守基本的职业道德之外，现行制度对学者身份限制的缺位也是造成“学商式经济学家”出现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界应当建立一个规章制度，限制经济学家在公众场合对经济、政策问题随便发言。”在丁学良教授看来，制度建设是学界反腐的关键环节。“如果没有适当的规章制度，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商业集团还是外国利益集团。”

　　尽管中国经济学界从来都不缺少针锋相对的论战，这一次有关经济学家职业操守是否沦丧的争论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经济学家不能尽快重新回到职业道德的底线，他们总有一天会被社会公众押上良心的审判台。

我们更需要“穷人学者”

　　正在进行的“经济学家学术水平和道德良心”的论争，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民间关注，与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内心对于经济学家深存怀疑的现实直接相关，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对部分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极端不满。

　　从中国股市、国企改革以及房价调控等诸多与普通百姓休戚相关的领域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大牌经济学家活跃在前台，以学者、学术的名义发表非学术的言论。从“中国股市冲上5000点”到“中国房地产业不存在泡沫”，从“涨工资会使工人失业”到“下岗工人到农村去”，如此奇谈怪论，令人瞠目结舌。

　　曾有媒体做过“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的调查，粗略整理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任职企业、现任职务和职务年薪，利益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其中，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竟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职务年薪。

　　随着“为利益集团代言”越陷越深，这些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暧昧不清，甚至与资本结成联盟，发表一些维护资本利益、损伤公共利益的“学术观点”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公众难以判别身兼数职的学者究竟在以何种身份发表意见，更难以厘清学者意见背后隐藏着何种利益，难免对于自己的经济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

　　对于真正具有职业操守的经济学家而言，不仅需要具备敢讲真话的勇气，还应当具有丰满充足的人文情怀，这样才能与那些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划清界限。正如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所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穷人经济学”当然需要有“穷人经济学家”。离开了道德和良心，“穷人经济学家”的出现便是无法触摸的水中花月。

　　其实，正在进行的这场关于经济学家公信力和职业操守的争论，也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发出着明确的警示——背离大众利益的所谓学术观点，必将遭到大众唾弃。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穷人学者”。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