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身份合法化是一种进步

　　上月底，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发布《石景山法院消费者诉讼纠纷的难点及解决办法》，其中明确提出，职业打假人视同于普通消费者，具有消费维权类案件的原告主体身份。这是北京法院首次正式确定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虽然这只是一个地方法院的规定，不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和更广的适用范围，但其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将会十分广泛和深远。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伴随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中国职业打假人开始出现。15年来，我国职业打假人的规模虽日益扩大，遍布各行业，但由于他们的职业身份一直未获得法律认可，处于“名不正”的状态。因此，其言常不顺，其事常不成，只能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为其设定的或“英雄”或“刁民”的身份夹缝中尴尬生存。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据此，有观点认为，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索赔，带有明显商业目的，所以职业打假人不应等同于消法意义上的消费者。而一些法院和其他政府执法部门，往往以法律不可纵容知假买假这种带有牟利目的的行为为由，对职业打假人不予支持，上海、深圳等一些地方法院干脆就不受理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

　　其实，不认同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在法理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古语说：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古人早就知道，在对待“恶”（或曰“非善”）的问题上，必以“迹”（或曰“行”、“事”，即事实）为依据和判断标准，否则将会犯“律重诛心”、“赦事诛意”的错误。职业打假人虽有“牟利”之心，但客观上行的却是“维权”、“打假”之迹，若不问其行动的实际结果，而一味推究行为动机，显然是本末倒置。职业打假人毕竟已经揪住了不法厂商的辫子，法律不是追究后者责任，反而揪住打假者“不是消费者”的辫子，这种“赦事诛意”做法的最终后果，必然是在打错了板子的同时，放走给社会造成危害的真正违法者，会对造假贩假行为形成一种纵容。

　　动机论逻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会把我国政府执法部门常行的一种执法措施推向尴尬。公安、工商等政府执法部门为了破获一些违法案件，常常采用有奖（有偿）举报的手段征集线索，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案方法。不过，若依动机论逻辑，这种做法必会把那些举报者或线索提供人置于不义，因为不管他们的行为多么合法，所设之“奖”或“偿”已经事先将其行为染上“牟利”色彩了。因此，如果打假并非是政府执法部门独享的权利，那么不恰当地说，既然可以“放火”，就要允许“点灯”。

　　石景山法院在发布这一《办法》时也坦承，不承认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阻止职业打假人通过诉讼维权，也不能阻止他们把打假当做一种索赔手段。正是明白了这一点，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开始逐渐缓和与职业打假人的关系，有的地方甚至有意将他们引入执法过程，通过合法途径释放其打假潜力。比如，天津市工商局特邀一些职业打假人作为工商系统执法监察员，协助市场监管。

　　无论是北京市石景山法院发布《办法》，还是天津市工商部门将职业打假人引入政府监管，这种对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社会地位和作用给予认可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