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带我们“走出去”

　　现年59岁的山东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金友在农产品外贸战线上工作了近30年，见证了一家小加工厂成长为国内最大的肉鸡出口基地之一，也见证着我国农业质量标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调整的过程。“我一开始对标准没概念，现在明白，它代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啊！”王金友感慨。
　　
　　安全标准从无到有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适应统购统销需要，国家开始对稻谷、玉米、长绒棉等重要农产品制定产品标准，但之后的十多年，农业质量标准工作陷入停滞。80年代起，王金友进入农产品外贸行业工作，正逢我国农业标准化工作开始恢复。1985年1月24日，原国家标准局、原农牧渔业部在江西南昌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标准化工作会议；1986年起，原农牧渔业部陆续颁布了优质食用稻米等标准。王金友当时负责诸城出口黄烟主料试种，“我们就按照德国对品种、施肥、成熟度等要求做，这就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标准化。”
　　
　　1991年让王金友印象深刻———中国对日出口鸡肉药残超标。“之前只知道食品生产要遵守‘微生物标准’，哪知道还有‘安全标准’！”有关部门会同企业开始一面检查自身问题，一面研究国外的食品安全标准，全国鸡肉出口行业制定了肉鸡养殖的相关标准，开始实行统一育苗、供应饲料、防疫、用药、加工的“五统一”模式，肉鸡行业的标准化生产自此发端。
　　
　　此时，为推动“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质量标准工作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农业部组织制定和发布国家标准230余项、行业标准640余项、协调和指导地方农业部门制定地方标准1．5万余项。1999年，农业部、财政部共同实施“农业行业标准制修订财政专项计划”，有72项农业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是5年中列入国家标准数量最多的一年，审核下达的196项行业标准计划是过去每年行业标准计划的3倍，而且标准的内容更加突出了农产品的内在品质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标准化生产走向深入
　　
　　2000年，《全国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十五”和2010年发展规划》发布，农业质量标准工作开始有计划、按步骤推进。到年底，21个省制定了农业地方标准，20个省落实了地方标准制修订专项资金，近一半的省（区、市）创办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和示范区。次年，辽宁辽中水稻、浙江新昌茶叶等6个全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建成。这一时期，山东诸城的肉鸡生产标准化示范区也开始酝酿探索。
　　
　　“入世”后，国际农产品贸易门槛不断升高，之前采用的“公司+农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要实行“公司+标准化养殖场”，“就像工厂生产机器一样，小到一个螺丝钉，都要有规范。”王金友说，从鸡场选址、场房设计、饲养规模到饲养过程都严格按标准操作，公司派管理人员和技术员保证“从饲养场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可控、可追溯。这一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推广。
　　
　　“一个标准胜过十万精兵。”王金友说，“‘贸易壁垒’让我们吃过亏，但我们的管理水平、质量水平一直在提高。”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06年度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指出，“虽然对中国食品的抽检比例最高，但中国食品质量抽检合格率高于欧美”。这背后是中国农业标准化的巨大进步———“十五”期间，制定的农业标准数已达1999年以前50年全部农业标准总数的1.6倍，标准范围拓展到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标准内容延伸到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等各环节，已基本建立起以国家和行业标准为骨干、地方标准为基础、企业标准为补充的农业标准体系。
　　
　　制标能力日渐增强
　　
　　“标准与时俱进，要研究国外的标准制定对策，也要主动增强能力、提高标准。”为此，诸城外贸投入1000多万元购置了检测设备，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还请来了日本食品专家搞培训。“不止我们一家，山东省的出口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的不少人都参加了培训。”王金友说。
　　
　　不止是服务于企业日常生产的标准化队伍日渐壮大，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科研、教学、管理、技术推广机构为基础，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中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农业专家工作组为骨干的农业标准化队伍。如今，农业部已筹建了饲料、种子、动物防疫、转基因、水产、畜牧等专业性的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了全国兽药残留专家委员会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共有专家委员2000余人，参与农业标准制修订的各类专家30000余人。
　　
　　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到国际食品法典（CAC）制定工作中。1984年加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后，开始了解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选派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国际食品法典各委员会的标准评议工作。2006年，我国成功争取到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主持国资格，增强了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