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在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30周年庆祝大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QC人分别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他们推进和参与QC小组活动的感受。其中,许许多多的第一,如第一批推行QC小组的试点企业负责人,第一批到日本小松制所参加QC培训的企业管理者,第一批从事QC研究的学者……让人体会到在实践QC道路上,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努力与艰辛、失败与徘徊、喜悦与遗憾、成长与成功。
北京内燃机集团原副总工程师陈泓源:第一张“合家欢”
1978年北京内燃机总厂从日本小松制作所引入全面质量管理。为了进一步了解小松制作所及其生产现场是如何开展质量管理活动的,该厂特组成了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质量管理实习团,赴日本小松制作所进行实习、研修、接受培训。这是我国第一个赴日本进行实习、研修的质量代表团,我就在其中。
我们到日本后,小松制作所制定了8周的实习、研修计划,并以其小山工厂(一个柴油机的专业生产厂)为主要实习、研修基地。
第7周开始进入QC小组的培训。首先让我们组成QC小组,进行注册登记,并给我们成立的小组拍一张“合家欢”照片,贴在注册登记表上。之后,就给了我们一个课题,是喷油嘴本体磨外圆时,外圆对内孔的跳动超差,造成较多的不合格品,要他们通过QC小组活动予以解决,并说明该课题已由日本小松制作所的QC小组解决。
为了作为培训的案例,小松制作所把它恢复到解决前的状况,但是现场已没有原状加工出的工件了,要弄清现状就要到现场重新加工,他们会提供一切方便,进度要求该课题在一周内完成。
在现状调查时,为使自己能有更多的亲身体会,我们亲自动手,加工一定数量的工件,亲自进行测量并作记录。接着进行原因分析和确定主要原因,我们通过试验和到现场实地测量,通过数据确定了“夹紧点选择不当”和“夹紧力太大”为主要原因。当制定对策方案时,由于我们的成员都有十几年至20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经大家献计献策,不到半个小时,就在黑板上面出了5种改进夹具的新方案。
小松制作所的指导老师,在我们活动的全过程都和我们在一起,但一般情况下不给我们出主意,都由我们的小组成员研究着往下进行。可在这时,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点建议,他说:“你们提出的5种方案,都比原来的要合理,但是,却都要重新设计、制造。作为生产第一线的人员组成的QC小组,恐怕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听后,就明白了他提这条建议的意思,即QC小组制定对策方案时,应该选择自己动手能够实施的对策。在这样的启发下,我们调整了制定对策方案的思路,抛弃了重新设计制造夹具的方案,立足于在原来的夹具上进行改进,又提了3种改进方案。这3种方案,到底哪一种更好一些,要通过试验才能确定。这时,小松的指导老师就说:“你们在下班前,把3种方案需重新制作的零件草图画出来,由我们替你们准备。”
第二天一上班,3种方案所用的零件已制作完毕,放在我们的桌上,原来是他们连夜加班为我们赶制的。通过3种方案的对比试验,终于找出了最好的方案,实现了小组制定的目标。这时已经快到星期四的下班时间了,但指导老师告诉我们要在星期五下午3时进行成果的试发表。于是,我们就连夜整理QC小组的成果报告,绘制发表的透明胶片。
在试发表成果时,来听发表的除部门领导、老师外,还有原来已经解决此课题的QC小组成员。当我们的成果发表完毕时,就立即请原QC小组也把他们的成果发表一遍。然后,我们实习团的QC小组成员,以及原QC小组成员分别对这解决同一问题的两个成果发表看法,指出对方的成果哪些地方比自己的成果好,自己的成果有哪些地方比对方好,最后由部门的领导分别对两个成果作了讲评。
用一周的时间完成了QC小组从注册登记到成果发表的全过程虽然很辛苦,但却收到了极好的培训效果。第8周,我们按此程序又搞了一个课题。
通过完成两个课题实践的QC小组活动培训,使我们对QC小组活动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回国后,我们实习团的成员,对QC小组活动都能很好地进行指导,从而促进了公司QC小组活动迅猛、健康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邢文英:第一个“白皮书”
1977年冬,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刚刚开过部属企业的工作会议,部领导针对当时机械工业产品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提出了要改善机械工业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提高产品质量。会议要求质量安全司组织一些高等院校的教师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质量管理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机械工业企业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作法,研究我国机械工业企业如何进行质量管理,把产品质量搞上去。
于是,由当时机械工业部组织了部分高校企业管理方面的教师,有北京机械学院的廖永平、武汉工学院的李必强、吉林工业大学的侯化国、河北机电学院的蒋一华、中国人民大学的沈思聪、杨文士和我共7人,开始了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和对一些机械工业企业的调查研究。
当年12月中旬,我们一行7人便开始了对洛阳轴承厂、上海高压油泵厂等近10家企业的调研。经过半个多月的调研,回到北京时,已是1978年1月了。尽管一路很辛苦,大家还是感到收获很大,了解到我国一些企业确有一些好的经验和作法,若能从理论上再系统化、方法上再科学化,将会更好。
我们这个小团队是一个非常团结、“战斗力”很强的团队。回北京后,我们就忙于分头整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资料。大家一起讨论确定了教材的大纲,蒋一华的笔头快,他自告奋勇撰写教材初稿,然后大家讨论、推敲。我心比较细,负责最后推敲、修改。就这样完成一章,交印刷厂印一章,最后印成了5个“白皮”的小册子,每章一册,供机械工业系统质量管理培训使用并被同行称为QC“白皮书”。
1978年下半年,我们便开始在全国分3大片——东北的长春、华北的邯郸、西南的柳州,对机械工业企业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培训。我和杨文士老师在邯郸讲课,面对200多位企业管理者,我第一次要连续讲一上午,还未讲完,嗓子已经哑了,下午只好由杨文士老师讲了。
从此,我就走进了TQM领域。我们编写的《工业企业质量管理基本知识》教材(初稿),经过一年多的教学试用、征求意见、修改,也于1979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此后,我参加了首次全国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全国乡镇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全国服务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以及许多行业和企业的TQM讲座。
虽然我现在已退休,但仍集中在QC小组这个专门领域里耕耘着。QC小组活动好像已成了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我的喜怒哀乐。
中国质量协会原秘书长罗国英:第一次“三合一”
1978年,在我当时工作的北京清河毛纺织厂,与北京内燃机总厂同是国家经委确定在全国推行TQC(全面质量管理)的两个试点企业。
那时,我们把QC小组看作是TQC的四大支柱之一,是TQC活动中涉及面最广、印象最为深刻的活动,我是QC小组活动的积极推动者。
当时,工厂的所有职工几乎都接受了TQC的基础教育,职工参加QC小组活动的热情很高,QC小组的普及面很广,有的车间的职工参与率几乎达到100%,可以说是全员参与。
那时的QC小组活动搞得可真是热火朝天,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很兴奋,也倍感亲切。当时,QC小组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两种,按现在的说法,属于以操作工人为主组成的现场型和三结合形式的攻关型。许多现场型QC小组属于“三合一”小组,即行政班组、工会小组与QC小组相互融合,这种形式不仅职工的参与程度高,而且有利于班组建设。至于小组活动的课题,基本都是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原料。通过开展QC小组活动,员工对于自己班组的产品质量和原料消耗的关注度大为提高,因为大家要从中寻找活动课题或者了解活动的成果。
那时,员工经过TQC基础教育,基本上都了解TQC的基本要点,包括熟悉PDCA的4个阶段8个步骤,小组中一些骨干都会使用排列图、因果图和对策表等简单工具,活动成果也都是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总结。当时,发表成果的形式是抄写在一张张大纸上,像“大字报”,用绳子串挂起来进行展示并讲演。成果在厂级集中发表后,还可以将“大字报”挂到各自车间或部门的墙壁上,虽然这些“大字报”没有现在使用电脑制作的PPT那么精致、美观,但这些成果的内容却能让大家近距离看到。有时,车间之间还组织互相观摩,进行互相学习、交流和评价。
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当时的QC小组活动很有些“原生态”!不过,尽管形式原始,但充满活力,也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