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是权利而不是智力

　　1月22日举行的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上限标准听证会，并不太令人失望，或者说，并没有增加人们的失望。原因之一是，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两套已经公布的方案早就明确了“降低”漫游费这一听证主题，虽非消费者期待已久的“取消”，但毕竟算得上期待的一种折扣性满足，失望的部分还有机会以听证会开始继续转化成日后的希望；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此次听证会听取的提交方案是在由信产部和国家发改委委托北京邮电大学等3家专业机构各自独立组织专家进行调研，并将调研报告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这些意见也以降费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而且在听证会上政府主管部门只扮演了召集和主持的角色，这些明显不同于以往听证会的特点，使此次听证会至少在形式上更像听证会了。

　　不过，表现在形式上的一些亮色依然无法遮掩其内容上的暗淡，仅新方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过于专业化、晦涩难懂这一点，就让听证会笼上了一层阴影，那点亮色尚不足以照透它。因而，当消费者被搞得一头雾水时，他们或许会感到，这不是关于权利的问题，而是一场智力游戏，作为自身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知情权，此时此刻受到了蔑视和嘲讽——首先，提出的方案是政府限价方案，而不是漫游费的标准方案，所以，消费者在分析方案的时候，不能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漫游费相比较，更不能和各类“套餐”加以类比，因为那样做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其次，听证会推出的方案中所使用的大量类似“主叫”、“被叫”，“预付费”、“后付费”这样反复出现、纠缠不清的技术术语，似乎都是知情权需要一个个费力翻越，而翻越之后却发现它们根本与主题无关的人为障碍；第三，听证会方案不是直接确定电话资费，而是使用“高于本地通话标准资费”这样的概念，迫使消费者必须在头脑中进行价格转换，否则便无法了解方案中所确定的真实价格。

　　不光广大消费者要面临智力方面的考验，参与此次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也遇到了智力难题，不过这是另一种智力问题。四川听证代表成都大面中学退休教师黎香友在听证会举行之前曾向媒体表示，他对组织方提供的听证材料不满，认为有转移注意力之嫌。他说，他收到的材料足足有一箱，其中包括6本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年报，但不是详细介绍国内手机漫游的成本情况，而是介绍他们在国外的投资，这些内容显然与本次听证会并无必然联系。黎香友直言，当他花了大量时间研读完毕后有“很无奈”的感觉，不过也体会到了组织方的用心良苦。组织方的确“用心良苦”，因为要在运营商和消费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并非易事，而设置智力游戏本身也是一种花费智力的活动。

　　说到用心良苦，还要提到此次听证会的时间选择问题。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早在2005年和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已经提交过议案和提案，痛斥“漫游暴利”，可为什么那两年有关方面没有提出举行听证会，而偏偏选择今年？原因很简单，尽量延迟听证时间，这样可以为牟取经济利益换来空间。此后，为了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不再被痛批，2006年底相关机构曾放话已经启动漫游费降价方案的论证工作，但直到2007年底才安排要对此进行听证。2008年两会召开在即，过去一年的物价上涨，关于民生的话题势必再次成为焦点，而每年几百亿元的手机漫游费，不可能逃过代表和委员的法眼。如果这种分析没错，那么打开智力游戏的外包装之后，一种力量更加强大的内核便呈示出来了——利益，企业和部门的利益。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即使智力够用，知情权根本跨不过去的障碍还会存在。事实上，此次听证会是为政府确定价格调整幅度提供意见，而不是直接与运营商进行商业谈判，换句话说，此次听证会只是给国内漫游费降低了“天花板”，压缩了调整空间，而不是强制要求漫游费必须达到某种标准。目前国内漫游通话费标准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一种政府定价，政府只规定了上限标准，而没有规定下限标准。所以，期待运营商根据消费者的普遍要求，大幅度降低漫游费的可能性，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基本上被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