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经济过热缺科学标准 CPI涨4%未必触警戒线

1、11%不是GDP长期增长率的极限标准

6月份中国GDP增长率达到11.5%，引起广泛不安，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从偏快趋向过热。


　　上世纪60年代当日本提出长期年均增长率7%的国民倍增计划时，全世界都认为不可思议，但是日本实现了，并创造出年均10%的增长奇迹。自此，各国的政府与经济学家又下意思地将10%当作长期增长的极限，年均增长率超过11%又被视为不可思议之举。

　 的确在日本之后虽然约有20个国家也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年均10%的长期增长，但除了个别石油国与新加坡等城市国家之外，尚未有一国曾达到或超过11%的。虽然中国在长达20多年的时期起伏跌宕于10%上下，但年平均增长率终未能攀上11%。

　尽管我国在2003年以来年年都游刃有余地超过了10%，人们仍然不敢相信中国完全可以长期保持年均11%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0%、10.1%、10.4%、10.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幅度仅是1.2%、3.9%、1.8%、1.5%；新增外汇储备异常高涨占当年GDP的7.1%、10.7%、9.4%、9.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经济快车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性提速，但却显得轻松自如且留有余地。

　 尽管连续4年GDP增速达到10%以上，但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仍保持令人满意的低上涨幅度。在此期间只有2004年价格涨幅略显突出为3.9%，其原因是粮食政策性提价过猛(13%)和外汇储备较前一年增幅过快，如果让粮价逐年小幅上调，新增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适度降低，则各年价格涨幅都不会超过3%。即使年增长速度达到12%，消费价格涨幅也不会超过4%。

　新增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高达9%，说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可用于经济平衡的实物量占GDP总量的9%，足以抑制9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这还没有动用近似GDP总量50%的1万亿美元的累积外汇储备。

　2007年上半年GDP增长率11.5%，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为3.2%，接近2004年水平，但这仅仅是短期局部性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需求过大的表现。而且粮食与肉禽蛋等农产品逐年适度提升价格，是逐步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方式，并有利于吸引农业投资，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价值规律。在增长速度接近12%的情况下，仅有4%左右的消费物价波动，还有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增量，这不能视为趋向过热，如果减少过量的储备，还能进一步提速。

　没有理由设定日本奇迹就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极限速度，也不应该逢“高速”就无缘无故地喊经济过热。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到最佳增长状态，还可以提高到“增长恐高症者”更不可思议的程度。

　 2、4%不是CPI涨幅的警戒标准

　今年上半年CPI涨幅达3.2%，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4%，这是令人神经紧张的主要原因。据说，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说法是CPI涨幅超过4%就是非正常状态。

　其实，这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之谈。发达国家GDP增长率达到4%就是快速增长了，相对而言4%的通胀率自然显得较高。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经济景气长达10年之久，年均增长率为3.4%，通货膨胀率(隐含减缩指数)为2.1%，参照两率涨幅差距，对应我国今年上半年11.5%的GDP增幅，即使通货膨胀率达到7.1%也属正常。中国2007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仅为4.7%，应视为良好状态。居民消费物价上涨3.2%，比前两年偏高，仅仅是与消费物价相关的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扬，而非全面物价上涨。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般的通货膨胀其实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此话蕴涵的深刻道理是，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市场自发调节作用，或者说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动平衡。但是通胀会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会引发政策之争而形成政治问题。例如农产品涨价利于农民，却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工资长期固定不变的国家公务员和国企职工。遗憾的是农民阶层离国家决策层最远，当去年上半年肉禽及其制品下降7.7%，蛋价下降10.9%之时，鲜见有为农民喊冤叫屈的，今年上半年肉蛋涨价却引来舆论界的哗然和政界的不安。

　至于过度通货膨胀当然是弊大于利，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什么好事做过了都会恶性发作？营养过剩了会发胖生病，人的局部细胞不受节制的疯长就会形成恶性肿瘤。

　因此，通货膨胀率的警戒线应定位多高，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城乡居民利益平衡问题；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利益平衡问题；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平衡问题；国内外的贸易平衡问题；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平衡问题；现在还要考虑银行存款收益与证券交易收益的平衡问题；------。

　总之，不能恪守4%的信条，一般性通货膨胀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的自动平衡机制，只要有利于经济结构与经济利益的平衡，都是可以接受的。

　3、中国GDP增长率绿灯区指标是12±1%

　经济增长快慢要量力而行。所谓量力就是要看社会积累率有多高，即国民消费后的结余有多少。

　中国积累率过去长期维持在30%以上，2003年以来维持在42%以上，这是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美德使然，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高成长性增加了中国人持币的信心。现在，医疗、上学、住房、养老等人民重大生活问题缺乏有力保障是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但不仅仅如此，因为更缺乏社会保障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要远低于中国，而中国最有社会保障的阶层也具有很强的储蓄倾向。

　现在中国人均GDP仅为发达国家的5%左右，几乎有无限发展空间。只要投资均衡，倾其所有积累用于发展都不为过。根据上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投入产出比可在3左右，而高于40%的积累率应可维持13%以上的GDP增长率。

　2003年以来GDP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2007年上半年更达到11.5%以上，但是每年新增外汇储备也都在GDP的9%以上，说明经济发展仍然留有余地，而且余地过大。长此以往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外贸冲突，而且会加速扩大沿海出口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如果将每年新增外汇储备控制在GDP的3%以内，其余6%用于增加进口资源与科技产品，经济增长速度还可在11%的基础上再提高2个百分定，即达到13%左右。

　 13%的增长速度是否太高，过快增长是否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因而为了提高投资效率而人为压低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降低增长速度。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所谓当年社会积累除了少量的周转实物，大部分是当年再生产的产品，减少投资量并非减少已有实物的消耗，而是减少了当年的实物产量，最终是闲置了部分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闲置等于是浪费，因为它已经随时间而流失，待业一年的工人和停机一年的设备不会在第二年产生双倍的劳动生产力。

　因此，在一定的积累率下尽可能加大投资，提高增长速度，才可能提高投资效率。

　 GDP增长率与储蓄率之比反映了投资效率。由于储蓄率一般比较稳定，因此投资效率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历史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979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增长率为3.8%---5.2%的年份有3年；7.1%---8.8%的年份有9年；9.1%---10.9%的年份有5年；11.3---15.2%%的年份有7年。各增长率区段年份的增长率平均值为：4.4%、7.9%、9.9%、13.1%，增长率与储蓄率之比的平均值为12.8%、21.2%、27.2%、35.9%。

　与高增长等于低效率的流行说法截然相反，高增长才有高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增长率达到13.1%时，投资效率为35.9%，相当于投入产出比为2.8，这才是理想的高效型增长方式。

　证明高增长才有高效益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随着GDP增长率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财政收入呈高度相关性同比例上升。

　199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最后一个低谷年，1999年至2005年，各年GDP增速为7.6%、8.4%、8.3%、9.1%、10.0%、10.1%、10.4%；而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与之成正比地节节攀升。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利润率，即利润总额与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之比为5.1%、8.9%、8.5%、9.6%、12.1%、13.2%、14.4%。

　两组数据呈现极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0.98)，说明企业效益与GDP增长率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据此较有把握的预测：如果2007年的GDP增长率是12%左右，则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应升至19%左右。

　 随着GDP增长率的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也在一路上升.

　 从1999年至200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为12.8%、13.5%、14.9%、15.7%、16.0%、16.5%、17.3%，这组数据与同时期GDP增长率也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4。按此趋势测算，如果2007年GDP增长率达到12%左右，则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应达到19%左右。

　财政收入与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同时提高，都与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物耗成本随着增长率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经济增长的附加值部分的比重在逐年提高，再次证明高增长才有高效益。

　如果将11%至13%作为中国GDP增长率的最佳区间，那么高于13%才可以认为偏快，同理低于11%可认为趋缓。GDP增长率绿灯区指标可表述为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