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没有法治化保障的标准执行太难

　　国家标准委等部门10月以来正式批准发布35项国家标准，其中广受关注的是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然而，在被打车难困扰多年以后，很多人对“乘客上车前出租车司机禁问目的地”等标准得到执行心里很没底。

　　标准是一种共识和底线。加强标准化工作曾被中国视为应对现代化、国际化的必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致力于“国标”(GB)的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体系化。但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往往存在脱节，人们对标准的忽视态度和侥幸心理，使不少“国标”变为白纸，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粗放一面的最好注脚。

　　纵览海外国家标准制定的经验，其制定主体一般比较多元化，多以企业或行业为主力，政府居于协商者角色，牵线搭桥，从而确保社会有需求就有标准的快速反应机制，保证从制定到执行有效衔接。以美国为例，美国既有法律授权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也有社会团体性质的国家标准协会(ANSI)，他们长期共存，各有侧重，分工合作。与之相比，像ANSI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尚属新鲜事物，很多标准要么政府印记太重，要么受个别企业影响太深，很难被落实。

　　值得强调的是，在“国标”的建设方面，目前仍然缺乏一部统领标准工作的“宪法”，强制性标准、倡导性标准和示范性标准的法律地位不明，“国标”与“地标”尊卑关系也不明朗。由此引发出近年来一系列争议，如“毒胶囊事件”、“农夫山泉标准事件”等。此次新出租车规范，网民觉得看起来如童话，明显就是对法律保障机制的信心不足，不相信该标准能会成为行业“底线”。标准的法治化，是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工程，无此基础工程之有力保障，标准步入科学化轨道，恐难以实现。

　　对于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标准应在社会领域“无孔不入”。然而这种无孔不入不仅需要鼓励公允的民间力量有效参与，更需要高度法治化的保障，否则“无孔不入”的真实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的“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