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食品标准的对与错

　　本应隐在幕后,守住我们生活底线的各类标准,最近却屡屡跑上前台抢镜,顺带全民普及很多生物和化学知识,诸如速冻水饺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牛奶里的生乳菌以及不锈钢锅里的锰、铬、镍配比。

　　世上本没有标准,直到意识到生活需要标准来帮助我们条理井然。到如今,大到空气、水源,小到财产保险甚至肉丸,无一不是按照标准来生产运行。

　　工业化之前,人们往往去身边的手工作坊采购商品。由于销售范围极其有限,商品生产者和顾客大多是熟识的朋友,凭借诚信、友情以及师徒、行会间森严的秩序,出现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商品往往是小概率事件。

　　进入大工业时代后,从福特T型车到亨氏番茄酱,都是在流水线上环环相扣地完成的,商品远销各地,用户和厂家互不照面,产品质量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来把控,于是标准应运而生。

　　不过,现代化标准也是在激烈冲撞中诞生的。1906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吃早餐时,读到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描写的场景:“工人得了肺结核,往地上吐痰,其他人就拖着猪肉在地上走来走去,装肉的铲车里有死老鼠都懒得捡出来,混合着猪肉制成德汉姆牌香肠。”

　　据记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当年6月,美国通过了食品安全法,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局(FDA),负责食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生产、检验标准的制订,从而开启了现代标准化的先河。

　　在当前吸引全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领域,中国已有了自己的FDA,并且有了《农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这两部重要的标准制订依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颁布各类卫生标准和行业标准,但这些标准被繁琐地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4大类；涉及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十多个部委。

　　30年间,中国的食品标准仅有过3次大范围颁布和修订,现行标准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了1/4,个别标准甚至超过20年未修订。

　　日前被媒体曝光的乳品国家标准制订中,70多名制订标准的技术委员会成员,除了来自科研机构、检测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还有9名来自三元、蒙牛、伊利、光明等行业龙头企业。在具体标准内容的确定环节,初稿是由掌握第一手生产情况的伊利、蒙牛和光明提出的。

　　除了产品标准制订中的利益博弈,产业标准的产生也不是完全为消费者考虑,像3G通信标准中的TD技术,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代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对抗国外企业抢占市场的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指出,有些要求苛刻的标准只是出于本土保护的需要,比如欧盟制订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重要原因是欧盟的进口产品多,需要以此减少进口产品倾销、垄断的风险。

　　在陈君石看来,标准不是万能的,也不是越高越安全,即便我们制订出全世界要求最为严苛的食品标准,其直接的后果是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和检验成本,反而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进步。

　　“评价标准的关键在于是否适用,就是能否保障安全,而且标准的核心问题在于执行。比如近年来严重扰乱食品安全的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其症结在于生产经营者违法违规,将本不能添加进食品的物质加入到食品中,与食品标准本身无关。”

　　出于行业利益也好、国家战略也罢,现代社会中的标准,已然不再是超越功利、关怀众生的普适律令,而是无可逆转地摇身变为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产物。

　　如果将烹饪看做一种权利,当我们把包水饺、蒸馒头、灌血肠等大部分权利让渡给食品生产企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食品安全风险,并把避免风险的重任寄托到标准身上。

　　当奶奶炖的红烧肉、妈妈擀的面条渐渐退进记忆深处,无论眼前的食品标准让你的感情多么复杂,你只能选择微笑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