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中国人管理创新的信心

　　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目光投向创新。

　　北京市中关村东路５５号，很少有人留意这样一个安静的角落。这里酝酿着的是一场场无形的智慧风暴，风起云涌之间，触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敏感的神经中枢。

　　走进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研究院，走进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数十盏红灯、黄灯、绿灯在屏幕上闪烁，上百项关键参数随时监测着宏观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风险。

　　另一个平台上，神经元网络技术支撑的外汇汇率预测系统，发布着美元、欧元等６种主要货币１—５天后的汇率。“这是目前全球最好的汇率预测系统。”实验室主任汪寿阳说，“世界上有３０多家顶级金融机构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但我们的预测误差是最小的。”

　　陈锡康研究员的办公室里，２００７年全国粮食、油料、棉花产量的预测工作正在紧张进行。２４年来，利用一套全新的方法，这项预测的平均误差保持在１．９％以下，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澳大利亚，还没有任何人能把一个农业大国的产量预测做到如此精度。

　　２００５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２００６年的出口退税率调整、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谋求大宗商品市场定价国际话语权……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这个实验室都以它精确而详实的数据，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仅２００６年，温家宝总理对实验室政策报告的批示就有６次。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管理科学的支撑，需要管理科学的创新与繁荣。”国务委员陈至立的这段讲话给汪寿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让我想起现代管理学开创者德鲁克的一句名言。他说，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的出现，这项管理上的创新，完全可以与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

　　“我们的创新，是在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实践中闯出来的”

　　为什么中国管理科学创新的桥头堡，会出现在以自然科学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为什么一个３０多名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一年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会占到全国管理科学领域总量的１／３？

　　“学科交叉、科学理性、务求实证，是我们的三大法宝。”年轻的实验室副主任杨晓光说，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在中科院留下的“三三三”传统，即１／３的人搞基础研究，１／３的人搞工程技术，１／３的人研究社会科学，至今仍影响着实验室的发展。

　　以陈锡康研究员的粮食产量预测为例，国外此前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气象预测法，一是遥感预测法。“这两种方法，究其本质，都是纯粹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误差达７％—１０％。陈锡康的方法为什么那么准？因为他考虑了投入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的维度从自然界拓展到了人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心理状态。”杨晓光说，就连投入产出技术的发明人里昂惕夫也认为，这种创新是开拓性的。

　　在常人看来，经济预测就是设计数学模型。“这是一种误解。”汪寿阳说，陈锡康领衔的预测小组，每年要花大量的时间到农民家里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能够机械而精确地模拟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更不要指望从西方搬一个什么模型过来，代入中国的数据就能出成果。”

　　实验室的“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刘源张院士已经８２岁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年要花８个月去企业，亲身参与质量管理的全过程。直到今天，他每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是在企业度过的。实验室的很多成员，经常“泡”在国家经济、金融中枢部门。“我们的创新，是在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实践中，真刀真枪闯出来的。”汪寿阳说。

　　“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你就有机会获诺贝尔奖”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每一种创新都有三个层面，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刘源张院士认为，管理学与创新息息相关。做好了对创新的管理，管理的创新也就水到渠成。

　　尽管在学科前沿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尽管高质量论文的数量在国内鹤立鸡群，但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论文主义”，在这里没有市场。在汪寿阳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虽然管理科学的前沿，已经离人们日常直观的印象越来越远，但它所研究的对象，永远也不能脱离质量、效率、价格、收益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面对脱离现实、花哨的数学运作和无意义的结论，面对管理学界病态的自我欣赏和浮躁吹嘘，刘源张等人疾呼，中国管理学首先要脚踏实地，真正研究、透彻认识和妥善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

　　时常有研究机构用高薪来挖实验室的业务骨干，但离开的人很少，“我们习惯了这里的文化氛围。”打印纸两面用，三层楼以下不坐电梯，打私人电话用自己的电话卡，楼道里那些穿皮鞋不穿袜子、到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的老先生，都是世界闻名的学术泰斗……这些朴实而草根的文化性格，不仅影响着年轻一代的行为举止，更影响了他们的学术风格。

　　“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你就有机会获诺贝尔奖。”这已不再是一句空话。国际运筹学会三年才评一次的运筹进展一等奖，已经两次花落这家实验室。曾任国际投入产出学会主席的普朗斯金教授连续８年来，每个暑期都要带着１—２个副教授、三四个博士生到这里来，与中国同行进行合作。实验室开创的一些新的方向，吸引着国际上不少学者在跟踪研究。

　　“你们以及你们周围的志同道合者，是否已经形成了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面对这个问题，汪寿阳略有沉吟，“我们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但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中国人管理科学创新研究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