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问题妖魔化的背后

　　清点近年来出现的质量安全事故，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一个事故都是从被曝光开始，然后是有关部门雷厉风行，接下来是消费者愤然抛弃相关品牌，再下来是企业焦头烂额以致草草收场。
 

　　日子久了，我们慢慢习惯这种愤怒的感觉。一旦长时间不出现质量安全事故，倒似乎缺了一点什么。某种意义上，人们似乎在享受对失范市场的批判。甚至，批判时的愤慨也能让人激发出些许快感。
 

　　那么，是什么将质量问题的批判赋予了超越市场的意义，并在理性之外溢出诸多情感？而且，这情感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至少它不完全来自于正义感觉。
 

　　理性看待市场，应该肯定质量振兴不平凡的历程。想想当年，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有关部委开会结束时，主持人让各家把被国外退回的自己所属企业生产的不合格产品背回去。90年代到处都有的家电修理部，如今还能看到几家？不断减少的维修点就是家电质量的见证。
 

　　最早的央视3.15晚会上，满是铡草机之类血淋淋的质量事故，现在的央视3.15晚会已经是锦湖轮胎、双汇瘦肉精之类的高科技质量问题。要知道，当铡草机之类的问题突出之时，瘦肉精还是一项被推广的科技成果呢。从央视3.15晚会的变化，就可以看到质量问题的层面与范围在向核心部位缩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市场规范的进程正在一步步逼近质量问题的根本症结。这难道不是进步吗？
 

　　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质量问题的减少，甚至在数量与严重程度上感觉在加剧。一方面，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容忍度已经降为零；另一方面，企业质量问题败露之后在范围和严重程度上被无限放大。在品牌信誉时代，“零容忍”就是放大镜，将所有的质量问题统统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导致市场链条迅速断裂：股票跌停，商场下架，上游停供，银行催贷。市场已经把质量问题“妖魔化”。
 

　　质量问题妖魔化是人的生活质量与产品质量直接冲突的结果。改革开放的30年，人们的生活领域与精神世界都在迅速成长。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对生活质量的综合需求不断提升。相比之下，产品质量的提升就要远滞后于精神境界的提升。
 

　　记得上世纪70年代，街坊邻居家鸡瘟，他家的孩子就会叼上一支喷香的鸡大腿满街乱跑。旁边的孩子在流着口水暗暗期盼自家的鸡快些瘟掉。那时的食品公司卖一种高温肉，其实就是得了“猪囊虫”的猪肉。但就是这种现在看来有毒的猪肉，当年是要走后门拿到批条才能买到的。现在，一旦发现鸡瘟就是“禽流感”，方圆一公里的活禽都要扑杀深埋；豆猪肉更是几乎绝迹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面粉增白剂的敏感和对色素以及香精的抵触。究其原因是全球化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中国市场的产品标准与欧盟标准加以对照，并比较哪个更让自己的质量高起来。相信这种冲突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化解。
 

　　质量问题妖魔化还来自于人们对资本的不认同。在改革程度有待加深的今天，资本的力量仍然具有很强的超规范的渗透力。人们经常看到企业利润让那些道德形象不好的人趾高气扬。一些市场畅销的产品是因为污染了家乡环境、侵占了土地才获得低价竞争力。像富士康跳楼事件那样渗透着“不道德血液”的故事越来越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为富不仁而造成的仇富，让市场规范的呼唤增加了火药的味道。企业社会形象的改善同样是避免质量问题妖魔化的良好途径。
 

　　当然，舆论信息对称也会避免质量问题妖魔化。目前，能够被媒体曝光的质量问题仍是少数，这就会产生新鲜好奇的围观效应和起哄效应。记得当年的一个集贸市场，好几个人失窃，只抓到一个小偷。大家把愤怒都发泄到这一个小偷身上，结果是这个小偷险些丧命。同理，让一个被曝光的企业承受市场的全部谴责，虽然是咎由自取，但也不无有失公允之嫌。毕竟，仅仅让败露者自认倒霉而未败露者在围观堆里窃笑，并不是我们规范市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