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汤灌新碗

　　“中国式管理”是时下管理学界的一个热词。如果“中国式管理”仅仅是作为“美国式管理”和“日本式管理”的对称出现，在反思和批评后两者存在问题的同时保有对后两者的平等视角和尊重态度，那么“中国式管理”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或许能够部分实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中国式管理”的鼓吹者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架势，不仅把别的管理理论批得体无完肤，还把自己提升到至善至美的高度，这显然有违最基本的科学精神。

　　事实上，盲目自大、目中无人还不是“中国式管理”的最大弊病，大部分观点远离实际、缺乏论证等才是其最致命的问题。著名管理学者张羿先生在其《中国式管理批判》一书中曾罗列了“中国式管理”存在的“六大无知”，其中之一是“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浅薄型”无知：“中国式管理的无知，归根结底是由于对中西文化缺少深刻的了解，对全球化缺少彻底的认识。因而不是完全凭感觉说话，就是陷入‘中国中心论’的阴影之中。”

　　“中国式管理”之所以会陷入“中国中心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中国式管理”的鼓吹者，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错误的逻辑起点之上——简单体用论。事实上，简单体用论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被证实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是一种无法达成的悖论，而“中国式管理”把这种陈年汤装进新碗里大肆兜售的做法，自然也是行不通的。

　　正如张羿先生所言，“中国哲学世界第一”不仅是一个无法成立的虚构，“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更是一桩强迫的婚姻。因为西方管理科学即使是“用”，也是建立在西方哲学这一“体”的基础之上的，抽掉西方哲学之“体”，就不存在西方管理之“用”。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早就深刻地体会到，所谓“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完全是一种与管理实践相悖的假说，根本行不通。

　　其实，华为曾经遭遇的管理困境，正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引入西方成熟的管理模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华为在实践中认识到，结合中国现实的文化环境固然重要，但要实现管理的国际化，必须解决“体用合一”的问题。而要实现“体用合一”，就必须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找到二者的相通之处。而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并不存在谁体谁用的问题，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张羿先生在表述这一问题时使用了“道”和“术”这一对较为宽泛的概念，我个人认为，由于涉及中西文化对比，使用“体”和“用”这一对概念或许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