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企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不论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在经济危机面前,还是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面前,负责的企业都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不懈地做出贡献,做出长远的而不是一时的努力,并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之中。
“汶川、玉树、舟曲,三个关节点,连起一个微笑曲线,这就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路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张晓斌说。
8月11日,作为学生代表,张晓斌参加了在上海世博园举行的中国—瑞典企业社会责任论坛,120余位与会人员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多项议题开展了研讨。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企业走过的“狂热——觉悟——渐趋成熟”路径,仿若制造业中流行的研发、品牌在两端,制造环节在底部的“微笑曲线”理论。解剖汶川、玉树、舟曲三个救灾现场企业的表现,这种脉络愈发清晰。
汶川:愤青井喷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众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勇敢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投入到抗震救灾当中。这是一个悲惨的灾难现场,更是一个企业赶考社会责任的考场。在这个特殊的考场里,井喷的捐赠钱物,被视为了社会责任。现在还能找到的依据是,地震灾后的第十天,新浪网即公布了“不完全统计”数据:国内企业的累计捐赠已达到了160.09亿元人民币。
当时许多企业的主流是,一边抓生产,一边抓救灾。前方冲锋陷阵救灾,后方流泪捐款捐物。央视更是现场直播捐款场景,社会责任因此也前所未有的被提到了企业品牌文化高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常年活跃在公众视线中的企业和企业家,人们更是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现在回想起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在看待这个问题上,那时的许多企业和人表现的特‘愤青’。最明显的例子是,考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数标准,似乎简单了一些:以捐钱多少划定责任三六九等!”北京华城公司老总成洁说。
王石和他的万科是第一个“被愤青”的。因为第一笔只捐出了200万元的善款,并且在博客上声称“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而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无独有偶,盛大公司最初捐出的100万元,也未给这家网络游戏公司带来“好善乐施”的声名,随后,在议论和攀比中,盛大公司不得不追加捐款至1000万元人民币。
“我都做了,你为什么不做!”这就是汶川大地震后企业的心理:要求企业社会责任同步。一个特例是,针对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还出现了一个“铁公鸡”排行榜,这些信息甚至都上了商务部长陈德铭手机。一家名为新生代市场的监测机构还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那些平日里消费者耳熟能详的跨国公司,在这场捐赠行动中没有表现出与之匹配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了厘清这些问题,当时,许多类似于“抗震救灾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风靡各地。成洁坦言:“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要参加两场这样的会议,其实,探讨的许多问题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比如捐钱救灾,救助鳏寡孤独等。但参加的企业很是慷慨激昂,有些企业还拿出了自己的捐赠大事年表,以示其社会责任。”
中国的传统,重义轻利,兼济天下,这是最“原生态”的责任意识。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蒋姮指出,救助灾难是衡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最好的试金石,但不能“一刀切”。企业责任是一个渐进过程,汶川“井喷”就是明证。当我们还在讨论许多基本知识的时候,西方企业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当成软竞争力来做了,他们有自己的商业伦理,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会考虑股东的利益和商业方面的因素。在经历了“企业本质责任”,如企业能交多少税,解决多少就业,赞助哪些研究项目等问题后,目前更多的是在探讨对社会的一些公共责任,比如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热点问题的反馈等。
玉树:理智思考
2010年4月14日是一个分水岭。相比较汶川的“井喷”,在救助青海玉树地震灾害面前,中国企业似乎低调了许多:没有了喧哗讨论,没有了排行榜,媒体捧场也少了许多,虽然这期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和实践一直都没有停歇。
在联想集团(中国)网站,比较这样两则老新闻片段,就能体味其中的变化。2008年的一则新闻:5月中旬,联想通过国家民政部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和俄罗斯区总裁陈绍鹏率600余名联想员工,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向灾区同胞捐献血液。联想全球员工捐款达500万元,目前已用于四川省广元市嘉陵一中的重建。2010年的另一则新闻则是如此的简单: 4月15日,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联想集团为地震灾区捐赠了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1200顶帐篷,用于受灾同胞抗灾应急。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此次救灾中,企业捐款捐物的数量也明显少于救助汶川大地震。是企业捐款捐物的热度减少了?是玉树地震灾害小于汶川,不必要捐赠了?还是企业厌倦了高调宣传?
“所有的疑问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企业由狂热变得冷静,他们需要密切关注、认真思考如何在公众的‘眼皮下’实践社会责任,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频发,‘考题’不断增多的这两年。”《WTO经济导刊》首席顾问孙继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许多企业开始觉醒,社会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做慈善公益,或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也不同于“形象工程”,简单地做个企业画册就可以了。尽管他们明白,在重要时刻的非常时期,及时履行社会责任,必定会对品牌塑造有利。但这个“利”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要结合企业实际,根据其所在的行业、核心业务、规模、地区等具体情况之不同,形成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核心业务和日常活动以及与各利益相关方互动的过程中。简单地说,比如在日常的经营生产过程当中,你对员工有没有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你遵守了社会法规环境没有?有没有对客户履行服务的责任?这都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也体现出公司的成本。
“而玉树,给了许多联想这样的企业一个坐标。如果说现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要成熟一些的话,那么这个坐标点,就处在‘微笑曲线’的最底部,是一个理智的思想加工厂。”孙继荣说。
舟曲:持续责任
“8月8日午夜,一场特大泥石流掩埋了美丽的甘肃舟曲,在西北大地上划下了深深的伤口。三一人再次做出迅速反应,第一时间携设备、物资进入灾区;第一时间与湖南分中心共同出资1510万元,成立中国灾后孤儿救助、教育、培训专项基金,重点救助玉树地震中受灾的藏族孤儿。”这是三一重工公司内部企业报刊登的一篇报道。
距离玉树地震发生不到5个月的时间,舟曲泥石流灾害就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从“快餐时代”快速带到法治层面。社会责任这个原本涉及企业道德层面的问题,由此转化为涉及企业效益提升、管理方式改变的问题。三一人的选择就是一个特例:救灾转向常态,寻求可持续发展。一篇报道,把对玉树、舟曲两个点应尽的社会责任紧紧连在一起。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时,许多企业正在通过各种基金会把最初理解的社会责任工作做好,比如关注孩子的春蕾计划、食品安全基金会等。但更重要的,是把企业的发展和所有资源“和谐相处”,使这项工作常态化。联想就是代表。从1998年捐助300万元用于抗洪抢险至今,其公益捐赠总额已达8000多万元。但今天,在联想制定的“缩小数字鸿沟、环境保护、教育、扶贫赈灾”四大社会责任领域中,公益捐赠已经成了扶贫赈灾中的一个小部分。
在国家电网,有一个社会责任工作团队,它的领头人是该公司社会责任处处长李伟阳。什么是社会责任?光是定义就有110多种。“最后逐渐意识到寻找社会责任就是重新审视企业到底是什么的本源问题。”在李伟阳看来,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运营的新方式,而不是额外工作,它是与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机制、社会治理机制相并列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
大难兴邦,大难同样可以使企业跑步走向成熟,尤以社会责任为甚。一个重要标志是,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逐年增加。2005年仅33家,2009年已上升为近600家。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从2005年开始推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到2009年推动业内10家企业首次公开联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并在业内提出了“推广垂直化、机制双轨化、驱动政策化、合作本地化”四大发展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对个人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方式,对组织运营来讲是一个新的运营方式,对企业管理来讲是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它散落在微笑曲线不同的坐标点上。”李伟阳如此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