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食品安全装上法律“探头”

　　每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总能听到舆论中有类似“让违法者倾家荡产”这种“严刑峻法”的“重典”呼声。刚刚发生的餐盒“垃圾门”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尽管在这种呼声中我国近些年出台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趋严，但食品安全环境似乎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事实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并非如媒体习惯性批评的那样“滞后”、“缺位”。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他们恨不得“看住每一头牛，盯紧每一只鸡”，但这除了声势上有一些震慑作用，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是警察执法，除非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否则人人都要查，得把他们累死。看来，在“重典”和“执法”之间，似乎还存在一个关键的衔接。

　　说到重典，这里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法律术语：违法成本。基于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及成本核算的考虑，通常的情况是：违法成本低，人们通常选择违法，而不是守法；相反，违法成本高，人们通常选择不违法，转而选择守法。这就是违法可能性及其成本间的反比例关系。有鉴于此，只有为违法行为设定远高于违法所得的成本（或代价），才能有效地遏制和制约违法行为的发生。

　　“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的法理依据就在于此。不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主张让违法行为人承担远高于其违法所得的成本或代价，很容易堕入“重刑主义”或者“重罚主义”。实践一再证明，重刑和重罚并不能有效地遏止犯罪和违法，相反，重刑和重罚在遏止犯罪和违法方面的负面作用却显而易见。

　　有效地预防和遏止违法，并不在于对违法行为科以多重的处罚，而在于违法行为是不是普遍受到了有效追究。只要违法行为普遍能受到有效地追究，违法行为人逃避处罚的几率很低，哪怕处罚的结果并不很重，也能有效地威慑违法行为人，以减少和遏止违法行为。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违法，是存有一种不会被发现或能逃避追究的侥幸心理。受到追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种足够的成本负担了。有法律界人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喜欢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的“探头”作为喻证——看到那么多现金，产生占为己有想法的人肯定不少，但为什么没人真伸手去拿？制约人们“伸手”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是营业场所设置的摄像探头。它们的忠于职守，消灭了所有想“伸手”的人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

　　除此之外，这些“探头”还有另一层警示意义：当逃避制裁成为不可能或基本不可能时，也就是说违法行为将被普遍追究时，人们即使面对并不高的成本或代价，也很少会选择“必死无疑”的违法行为。相反，如果违法行为不能普遍得到有效追究，或者大多数人的违法行为实际上得不到有效追究，哪怕违法行为一旦被追究需要付出很沉重的后果（代价或成本），有些人仍然会选择违法。因为不致被普遍有效追究，因此仍存不会被追究的侥幸，实际上也确实不易被追究，违法的机会成本下降导致人们选择违法。

　　显然，我国食品安全领域问题不是典不重，也不是法不执，而是执不力：一方面缺乏让所有人望而生畏的“探头”，另一方面“探”到的问题也缺乏执行效率和效力。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查处率低下，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而低查处率在实际上稀释了违法行为的成本（代价），其结果必然是放任甚至助长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