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加工标准提高带动水质仪器发展

　　据了解，水质分析仪山东水产品生产总量连续多年占据全国第一的位置，水产品出口同样占据全国第一的位置。在青岛、在烟台、在日照到处闪现日本、韩国人的身影。2008年，烟台市水产加工总量达105万吨，实现产值180亿元。两头在外，水产加工企业备受煎熬　在世界上，大约有40%的远洋捕捞水产品在我国加工，主要集中在烟台和青岛、大连、威海、舟山等沿海城市。

　　两种模式都有优点，也都存在缺陷，但烟台这种两头在外模式更为发人深思：原料进口，成品出口，资金是老外的，加工是中国的。碰上食品安全事件或贸易摩擦，往往是一个订单出不去，就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去年2月，河北一家企业所引发的“毒饺子事件”，也殃及了烟台水产对日出口，不少企业数月无辜生产停滞。

　　水产加工业检测标准门槛越来越高：业内人士这样描述烟台的水产加工行业：烟台水产加工产业链不够完善，仅仅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上无强大合格的水产养殖能力，下无市场销售能力，能做的就是一个生产加工，市场控制力差，命运被下游和上游所控制。

　　烟台海洋与渔业局的人士认为，烟台水产加工两头低、中间高的问题十分突出。按产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产前、产中、产后应当协调发展，但烟台水产加工能力突出，原料供应、市场却都要完全依赖别人。

烟台水产加工中的上游产品——海捕产品，几乎都由国外供应，遭受着缺少原料的困扰，产业链条断档已经束缚了烟台水产加工的发展。而近海养殖，却多因药物残留超标难以达到出口标准。

　　实验室仪器下游的终端消费市场基本掌握在外商手里，出口产品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进入超市。原因很简单，单一的水产加工企业难凭一己之力在国外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

　　烟台海洋与渔业局有关人士感慨道：像精深加工的京鲁渔业，多元生产的大辰食品，对日出口做到极致的海和、海裕，开发高附加值的大季家水产加工园区，都是烟台水产加工不可多得的亮点。但整个行业而言，水产品加工企业在加工的品种和价格等方面不能掌握主动。一些加工方式和品种利润很薄，像来料加工的鳕鱼等基本上是保本经营，加工原料供应匮乏也制约了我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本地渔业资源日趋减少，特别是一些大宗养殖品种，如扇贝、对虾的病害防治技术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致使产量下降，可加工量很少。远洋捕捞和大部分外购原料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源减少也受到很大影响，与加工业大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水产加工业检测标准门槛越来越高：　现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低下是制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市的水产品加工精深化程度不够，企业的技术装备相对较为落后。同时，品牌产品数量很少，全市300多家企业，在国际市场有自己品牌的只有两三家。

　　在水产品加工的国际产业转移中,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单箭头”路线：大约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最早为欧美国家做贴牌;到了70年代，日本人委托韩国代工生产，后者历经10年最终“抢班夺权”;时至80年代，以山东的青烟威三地、辽宁大连和浙江舟山为代表的中国水产加工行业开始步此后尘，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全面取代韩国。

　　这一转移是否还将继续下去?“第四代”加工基地又会是谁?在行业为“四大怪象”而困扰和忐忑时，答案已开始浮出水面。这一说法，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目前，越南水产品产量和质量所具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已经开始全面追赶中国，今年1月至7月，越南水产品产量达到120万吨，同比增长7%，预计全年水产品总产量将达200万吨。

　　日本、欧盟水产品进口门槛越来越高

　　岡孝是日本著名水产公司的岡食品·株式会社社长，这位年届70的日本人，长年往返日本、烟台之间，除了交流营销理念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确保输日水产品加工安全。

　　以中国人退休的年龄，每月一次来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安全”?海和食品董事长王大军确认了这一说法：“日本客商每次来企业不是看办公室，而是看车间卫生、看洗手间卫生。去餐厅吃饭时，他注重的是餐厅操作间和卫生间。日本人认为，这两处卫生搞好了产品自然放心，他看中的是内在的核心——安全。相反，我们中国一些小厂家，门头漂亮，生产贴牌，往往在营养上、原料上做文章、做噱头，很少谈及自己的生产车间及环境。其实，水产品，最重要的是加工过程的安全与卫生控制，原料差别不大。”

　　为了安全， 水质分析仪输日水产加工企业的车间永远是密封的，永远不会用哪怕是一点点的杀虫剂、驱蝇剂，因为100吨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量不允许超过1克，打一次药就能检出来。

　　目前，烟台水产加工出口世界各地，但出口日本、欧盟的条件最为苛刻。

　　欧盟新食品法，进一步放大了食品安全管理链条，要求食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即“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都要符合标准，否则欧盟委员会有权取消其进口资格。

　　日本的“肯定列表”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出口日本的农产品，对蔬菜、海水产品、禽肉、畜肉等我国优势产品出口产生严重冲击。如列表对水产品（鱼）规定了敌百虫等44种农药的残留限量，其中6种药物的限量规定为“不得检出”;对鳗鱼提出68种农兽药限量，其中59种药品为中国没限量而日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另外2种药品限量比中国原有限量更严。而对其他鱼类，也列出了69种农药和兽药限量，其中57种药品为中国没有限量而日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另有4种药品的限量比中国原有限量更严。

　　“肯定列表”制度有“牵连”制，只要中国的一家企业出了问题，所有企业的产品都要重新进行检测，所以，大企业除了自身要做好准备，还要为小企业的产品担心。去年2月，河北一家企业所引发的“毒饺子事件”，也殃及了烟台水产对日出口，不少企业数月无辜生产停滞。

　　很显然，欧盟、日本新食品法的目光均锁定在了“源头控制”上，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和出口风险将随之提高。按照目前的模式，水产加工或许还能在烟台坚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但产业会否一夜之间突然转移，却是烟台水产加工企业谁也拿不准的事。如何让水产加工在烟台常驻、常青，是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转移是否还将继续下去?“第四代”加工基地又会是谁?在行业为“四大怪象”而困扰和忐忑时，答案已开始浮出水面。这一说法，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目前，越南水产品产量和质量所具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已经开始全面追赶中国，今年1月至7月，越南水产品产量达到120万吨，同比增长7%，预计全年水产品总产量将达20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