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于规范

　　一位朋友建议笔者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忠于规范”。感动于他那种以规范为崇高的思想，与之交流了许多关于规范值得忠于的崇高之处。然而，静下心来仔细琢磨规范的含义，似乎以忠于二字来修饰略有不妥。于是便改成了“习惯于规范”。因为，规范是指导我们行为的准则，也是人们按准则参与社会活动的存在状态。我们只需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习惯于按规范行事，就自然会拥有规范。

　　说起来，以“忠于”对待“规范”的冲动大约来自时尚的熏陶。比如，最常见的是诚信宣言。通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反复向世人重复一个承诺：“我们保证，绝不骗你！”此类承诺不可谓不庄重，因为，以宣言的方式便已够张扬，在大会堂之类的场所亦不为少数，且振臂高呼者不乏主流市场的风云人物。俗语云：龙行雨，虎行风。说的是大动物行走，一定会影响周边的环境。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行为就难免影响当今的时尚。

　　大凡善良的人，总愿意从美好的方面去解读他人的好意。长期受困于种种不诚信的行为，人们自然希望诚信的事情多起来，毕竟诚信比不诚信要好得多。这种简单思考方式就是现实的归纳式逻辑。然而，集体潜意识的特性或许会进一步演化，这让我们担心，会不会哪一天，有人当街宣誓：坚决不杀人，不放火。此乃笑谈，可是，此笑谈说来何曾轻松。调侃之余，嘴里隐约有一种叫做苦涩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左右我们，使得原本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准则变得一天天高尚起来。基本准则的崇高化，是让我们变得高大了还是渺小了？在这样的时尚氛围里谈规范，自然会把它上升到令人肃然的境界。

　　一次与美国朋友同桌就餐，说起中餐的丰富多彩，有人断言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中国菜在世界各地做出同一个味道来。美国朋友极为坦率地反驳道，只要有标准，中国菜在哪里都可以做出同一个味道来。在场的中国人哄堂大笑。这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别。在中国人看来，中国菜是“众口难调”的制作状态，与标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在从工业化和实验主义哲学背景下走出来的西方人看来，一切制作莫过于标准，只要有标准可循就能制造出标准化的产品。在北京吃麦当劳和肯德基，与在华盛顿吃的是一个味道，所以美国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有标准”。细细想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菜的分歧不是有没有标准的问题，而是是否习惯于标准的问题。不假思索的大笑和不假思索地提出“只要有标准”，都是来源于哲学背景与工业化背景的差别。

　　艾丰先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日本人对景德镇的陶瓷不以为然。他们很客气地说，你们的瓷器很精美，但是，把它们放在玻璃上一看，所有的瓷器都不是一边高。艾丰不懂得标准化，所以只把它简单地归结为产品质量问题。其实，景德镇瓷器那个时期遇到的困惑，归根结底是手工业与现代化大工业的根本差别，那就是标准化。

　　制造业的标准化，适用于社会形态就是规范化。在进入全球化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法制化与大量法律法规滞后的矛盾，信用体系需求的迫切性与信用体系建设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现有法律法规的遵守和应用。我们已经有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等许多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但是，困扰我们的仍然是固守于我们灵魂深处的对法律法规的不习惯。一位质监局长感慨道，一个处罚下来，几乎没有不说情的。有的说情者就是主管的上级领导。在年度工作会议上他的关于严把质量关、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和违规企业的讲话慷慨激昂，但是，他的说情又极为原则。让你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仁人志士提出中国社会需要综合治理。今天看来，综合治理仍然不是过时的方法。但是，所有的治理都应“从心开始”。在人的心灵深处植入规范的烙印，让他们习惯于相信规范，习惯于遵守规范，习惯按照规范去思考问题。当然，还有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规范一定是规范，它的弹性一定不能太大，大到令人无法相信。否则，人们一定习惯于变通，习惯于规范下边那些潜在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