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局长王世春日前表示,目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五大问题不容忽视。第一,欧盟今年对我反倾销调查势头较猛,涉案金额已达9亿美元,占同期我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总涉案金额的60%。第二,尽管美国对我反倾销调查有所减少,但对我发起337知识产权调查案日益增多,而且还通过修改反倾销规则等手段加紧在制度层面对我实施贸易限制。第三,印度、土耳其、南非、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与我不断出现贸易摩擦新热点。第四,近两个月来我接连遭遇5起特保调查,其示范效应及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不能低估。第五,贸易摩擦逐步从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我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延伸。近日,有关专家就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磨擦多发的原因、面临的形势以及新贸易壁垒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博士认为,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磨擦的焦点,固然与我国这几年惊人的出口增长速度以及体制转轨期企业的不规范经营行为有关,但这并非主因。美、欧等经济体频频对我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还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学”背景,这其中既有政治和外交原因,也有制度层面上的原因。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就有强烈的政治背景。欧盟之所以着急发起对中国相关输欧纺织品的特保,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来自法国、意大利、波兰等成员国关于保护盟内产业呼声的政治压力。今年以来,欧盟经济持续低迷,失业居高不下。法国、荷兰就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受挫使得欧盟在盟内的事务问题上进一步面临信任危机。启动“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别限制行动指南”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转移此种压力。
沈博士认为,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输美纺织品成了美国推行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牺牲品。2004年6月,布什政府与多米尼加等6国签署《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并期望在此基础上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美国国会担心该协定将损害美国的就业市场,尚未批准。为了缓解国会压力,“保护美国纺织企业的就业岗位”,布什政府频频为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设置障碍,以赢取美国纺织业制造商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同时以此拉拢拉美地区的纺织品生产大国,如墨西哥、多米尼加等。
对于制度层面上的原因,沈丹阳解释道,如果依据贸易摩擦的主体和起因来区分,贸易摩擦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微观摩擦、宏观摩擦和制度摩擦三个层次。微观贸易摩擦一般是由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和进口限制造成的,表现为贸易国产业或企业间的冲突。宏观贸易摩擦是由于贸易国间由于巨额顺差或逆差所引发的冲突,表现为当事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争议。制度性贸易摩擦是指因贸易各方制度不协调而引起的摩擦,它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家贸易政策、交易习惯等方面的冲突。比如,美国对中国汇率制度的指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正逐步从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延伸。
沈丹阳预测,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和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上述种种原因,我国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将不可避免进入一个贸易摩擦高发期。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施用海研究员则从新贸易壁垒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磨擦呈现的新特点。他认为,新贸易壁垒是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性贸易壁垒和社会性贸易壁垒在内的新型贸易壁垒,它通过立法或制定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来影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而不同于采用高关税、反倾销、反补贴或特保措施等传统贸易壁垒来实施价格或数量限制。
施用海表示,随着当前人们对自身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经济全球化使传统贸易壁垒受到制约,新贸易壁垒正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事实上,近些年,中国不仅连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一些国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商品出口设限。